1999年的空气里,总飘着一股世纪末的躁动。千禧年的倒计时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人人都在谈论告别与新生,而李哲,一个标准的北京单身汉,只想在属于自己的二十平米里,把日子过成一首反调。 他的“装备”在那个年代堪称先锋:一台赛扬处理器的电脑,调制解调器拨号时尖锐的鸣叫是他每日的晨钟;墙上的海报是《黑客帝国》的尼奥和《南方公园》的臭屁孩;音响里永远循环着窦唯的《黑梦》或者新裤子乐队躁动的朋克。父母在电话那头的催促,像背景音一样恒定:“老李家的儿子,三十了,连个对象都没有?”他嗯嗯应着,挂掉电话,却把手机调成静音,转身沉浸于MUD文字网游的江湖,或是在BBS的“单身公寓”版块,和一帮素未谋面的“同谋”,辩论“结婚是否是文明的退步”。 他的生活有精确的节奏。周三晚上,必去东四环外一家烟雾缭绕的录像厅,看一部香港老片或cult片,和几个同样面孔模糊的男人,在黑暗里共享一场廉价的视听狂欢。周六下午,则雷打不动地去地摊淘旧杂志和打口带,手指拂过《电影手册》的泛黄封面,像在触摸另一种可能的自己。邻居阿姨总投来同情或警惕的目光,仿佛他房间里藏着瘟疫。他不在意,他的“单身”不是匮乏,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、充满弹性的空间——可以凌晨三点写一篇没人看的影评,可以突然买张站票去天津看海,可以在沙发上躺成一个大字,思考“存在”是否只是电子游戏里一个可操控的角色。 1999年的单身,是物质开始丰裕但精神仍显荒芜的间隙。他并非不渴望亲密,只是恐惧那种将自我完全溶解于“我们”的、带着煤灰味的踏实生活。他见过发小结婚后,在单位分的小两居里,为谁该洗碗争吵,为孩子的奶粉钱发愁,那种具体的、带着体温的困顿,让他脊背发凉。他宁愿守着电脑屏幕的蓝光,听着老式录音机里磁带偶尔的杂音,觉得那才是自由的真谛——一种带着毛边、随时可能崩溃,却绝对属于“我”的寂静。 世纪末的烟花终究在2000年零点的夜空炸开。那天,李哲没有参加任何聚会。他独自坐在屋里,电视里直播着人群在广场上拥抱哭泣。那一刻,前所未有的孤独像潮水淹没了他。但紧接着,一种奇异的平静降临。他意识到,他的叛逆,他的独处,或许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,会迅速被归化为一种“生活方式”,甚至成为商品。而1999年,这个最后的老年份,是他能为“单身”保留的最后一份未经许可的、粗粝的浪漫。他关掉电视,打开电脑,在新建的文档里,敲下第一行字:“献给所有在世纪末,敢于和自己相处的人。”窗外,新千年的第一缕光,正小心翼翼地爬上他的窗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