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踩着青石板回到甜水镇时,老井孤零零立在巷口,井沿磨得发亮,像老人缺牙的嘴。桶下去,晃荡声空洞,提上来的水黄浊着,哪还有半点甜味?可我记得,小时候这水能甜到人心尖儿上。 那是九十年代的夏天,蝉声黏稠得像蜜。小芳总在井边等我,她辫子歪着,手里攥着豁口陶碗,舀满一勺递过来:“喝吧,甜水能治百病。”碗沿沾着井台青苔的凉气,水进喉咙,确实甜,甜得发颤,像含化了糖块。我们坐在井栏上,脚丫荡着,她说:“这井通着地心的糖窖,咱们镇的魂儿呢。”她眼睛亮晶晶的,映着井水碎金似的光。 后来,我考去省城读书,小芳留在镇上教小学。临行前夜,我们又聚在井边。月光把井水染成银的,她忽然说:“等你回来,咱们把井修修,让它更甜。”我点头,喉咙发紧,没说出的是,我早把甜水味儿装进了行囊——在异乡的出租屋里,每当我拧开锈迹斑斑的水龙头,闭眼细嗅,总能幻觉出那股清冽的甜,混着青苔和泥土的气息,像小芳辫梢晃动的影子。 去年春天,听说井枯了。赶回去时,正赶上施工队填井。小芳站在土堆旁,头发剪短了,眼角细纹像井绳勒的印子。“上游建厂,地下水甜味没了,”她声音平得像井底死水,“可你说,甜水真在井里吗?”她指着心口,笑了,那笑里没有水痕。 我蹲下,抓起把填井的湿土,攥紧。土从指缝漏下,干涩粗粝。忽然明白,甜水从来不是地理坐标——它是小芳递碗时指尖的温度,是月光下未说破的诺言,是离乡人用记忆蒸馏出的糖浆。井可以枯,但甜味已长进骨头里,成了血脉的暗流。如今我在城市写剧本,写到故乡场景,总不自觉让角色喝一口井水。编辑说太俗套,我笑而不语。有些甜,本就不是给外人尝的,它只在回望时,从时间的裂缝里汩汩渗出,甜得让人心口发酸。 离镇那天,我绕到填平的井址,放了一小瓶家乡的槐花蜜。泥土埋了它,像埋掉一个年代的甜。车开出十里,摇下车窗,风扑进来,我竟又闻到了——不是蜜,是童年井水那股子透心的甜,混着新翻泥土的腥。它追着车跑了一程,然后散了,像所有回不去的时光,甜得轻,也甜得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