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春奶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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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春奶奶的藤椅总在下午三点准时吱呀作响，从堂屋挪到院中枣树下。她手里永远在缝补什么——旧毛衣、褪色鞋垫，或是根本没有破洞的粗布袜子。村里人说她固执，三十年前儿子媳妇在城里出事后，她便锁了西厢房，连儿孙寄来的新家具都堆在院角吃灰。 “那屋子有季春的气味。”她常对送菜的邻居说，却从不解释季春是谁。直到上个月，邮差送来盖着南方某地邮戳的信。拆信时，她枯瘦的手稳得不像七十六岁的人。信纸是医院专用的蓝格子，末尾的签名让她的顶针“当啷”掉在青石板上——季春，是她当年送人时亲手写在弃婴襁褓里的名字。 原来那孩子没死，被路过的教师夫妇救起，如今成了肿瘤科医生。信里问：“如果当年您留下我，现在会不会也躺在您院里晒太阳？”季春奶奶盯着“肿瘤科”三个字看了整晚。第二天清晨，她第一次打开了西厢房。积灰的雕花床上，压着当年她亲手绣的并蒂莲枕套，棉花早已板结，针脚却依然细密。 她开始收拾行李。邻居惊问去何处，她只是把藤椅搬到西厢房窗下：“季春说，他们医院后面的银杏巷，秋天金叶子落满台阶。”出发那天，她特意穿了件枣红色对襟衫——是当年给孩子织毛衣剩下的线。火车开动时，她摩挲着枕套里发现的新东西：半张泛黄的出生证明，和一枚锈蚀的拨浪鼓。原来当年她并非弃子，而是被丈夫骗说孩子夭折，自己抱着骨灰盒在坟前跪了三天。 现在她要去南方，要站在那个素未谋面的女人面前，告诉她：“你妈缝的袜子，左脚后跟总多两针——她说你小时候总踢被子。”车轮滚滚，她望着窗外倒退的麦田，第一次觉得季春不是个名字，是三十年被偷走的春天，正顺着铁轨哗啦啦地往回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