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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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站在天渠的引水口，浑浊的渠水在晨光里泛着微光。这条盘踞在云雾深处的石渠，像一条灰褐色的巨蟒，在层叠的岩壁间婉蜒了整整三十公里。在我有记忆的岁月里，它一直在这里——我们村的老辈人管它叫“命脉”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跟着父亲去接过第一次通到村里的水。那是个干得冒烟的夏天，村口的老槐树叶子都卷成了筒。父亲攥着铁锹，额头上的汗珠砸在滚烫的地上，瞬间就没了踪影。我们等水，像等一场甘霖。而水，要从四十公里外的山外引来，要劈开三座悬崖，要凿通两条暗河。 领头的黄支书，一个背微驼的退伍兵，把军用胶鞋磨穿了底。他带着几十个汉子，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，用钢钎、铁锤、绳索和血肉之躯，在悬崖上“抠”出这条渠。没有图纸，只有一条模糊的走向；没有安全绳，只有腰间系着的草绳；没有工钱，只有家里匀出的一碗苞谷饭。有个叫三爷的爆破手，在清理哑炮时被飞石削去了半边耳朵，血糊了满脸，他捂着脸说“渠通了，我这点血就当给渠开光了”。 最难的是那段“老虎嘴”——两壁夹峙的峭壁，最窄处不到三尺。人悬在半空，像蜘蛛。他们用钢钎打进岩缝，搭起竹架，一锤一锤地凿。冬天，石头上结满冰凌，锤子滑脱，虎口震裂，血混着冰碴往下滴。夏天，崖洞里闷热如蒸笼，汗衫湿了干，干了又结出白盐霜。村里最老的祖母说，她这辈子没见过这么“疯”的事，“像一群山鬼在跟石头较劲”。 渠成那日，是腊月二十三。天没亮，全村人提着马灯上了山。当浑浊的山泉水第一次颤巍巍流进干裂的田垄时，没人欢呼。田埂上静得能听见水渗进泥土的“滋滋”声。然后，不知谁先跪下了，然后是第二个，第三个……人们跪在泥水里，把脸埋进新流的水里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那水混着泥沙，腥甜腥甜的。 后来，渠边立了块简单的石碑，没有镌刻丰功伟绩，只刻着一行朴素的字：“此处无水，人心有水”。如今，渠边荒坡上长出了成片的蜜柚林，金黄果实压弯了枝头。村口的小学扩建了，操场边新砌了旗杆。孩子们在渠边玩耍，他们不知道这灰褐色的水渠曾怎样塑造了他们的祖辈——不知道那种用三十年时间，去完成一件“不可能”的事，是怎样一种沉默而磅礴的信仰。 我常想，天渠的“天”，不在高处，而在人心里。它是一条被信念凿穿的山体，是一代人在贫瘠大地上，为自己、为后人，硬生生抠出的一条生路。水会流干，石头会风化，但那种在绝境中依然相信“能通”的蛮劲，或许才是这条渠里，最长流不息的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