饥荒年我捡垃圾带全家吃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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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，树皮都被啃光了。父亲咳着血沫子蜷在炕角，母亲把最后半碗麸皮糊分成三份，妹妹的哭声比风还尖。我盯着院里那口枯井，突然想起十里外镇上有个罐头厂，专做肉罐头。 天没亮我就出发了。垃圾堆在厂后巷子排成黑乎乎的山，酸臭味钻进脑髓。我戴起草编手套，在烂菜叶和破瓦砾里刨。锈蚀的铁皮、发黏的玻璃、碎布条……直到指甲劈了，才踢到个瘪了的肉罐头盒。盒盖锈死了，我用石头砸开，里面褐色的肉块早已干瘪，却还有一丝油光。我把它揣进怀里，像揣着烧红的炭。 回家时天擦黑。母亲看见我手里的铁盒，眼睛猛地一缩。“作孽啊，”她声音发颤，“这能吃？”我把肉泡在滚水里，洗了三遍，又切成小米粒大。锅里扔把野菜，油星子终于冒出来时，整个屋子静得能听见火苗的嘶啦声。 父亲先尝了一口，慢慢嚼着，忽然把碗捂在脸上。妹妹抢过去，小兽似的吞下去，然后盯着空碗，又抬头看我。那一晚，我们像庆祝节日一样沉默地吞咽。肉早没了滋味，但胃里有了东西，人就还能站着。 后来，我每天去那个巷子。厂里倒掉的次品罐头越来越多——标签模糊的、涨罐的、瓶盖锈穿的。我学会挑那些封口完好的，在井边用草木灰搓洗，用野菜汤炖。母亲不再反对，只是总把肉多拨给父亲。妹妹开始跟我一起去，小手在垃圾里翻得比我还快。 有回被镇上赵屠户撞见。他啐了口痰：“老刘家小子，你爹当年可是体面人，现在倒捡起牲口都不吃的东西！”我没说话，只是把手里的罐头盒举了举——那是个标签完好的红烧猪肉。他愣了愣，转身走了。 再后来，巷子里的“罐头客”多了几个。王寡妇带着俩孩子，张瘸子拖着断腿，我们隔着十几米互相不搭理，却总在收工时交换眼神。有人悄悄告诉我，赵屠户家的狗，最近总在半夜往垃圾堆跑。 开春时，厂子停产了。最后一天，我捡到半箱没开封的午餐肉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用野菜和肉汤煮了锅疙瘩粥。父亲破天荒喝了半碗，放下碗说：“等开了河，我去县里问问，能不能……把那些罐头的铁皮卖点钱。” 妹妹在油灯下数着捡来的铁钉，突然说：“哥，肉是不是没有以前香了？”我咬着空筷子，窗外的风正把最后一片雪刮向南方。我知道，等雪化了，垃圾堆会变少，但有些东西已经留下来了——比如父亲能下炕的第三天，用罐头铁皮给我做了个会响的哨子。 那个饥荒年，我们没靠神仙，没靠施舍，只靠着一堆别人眼里的废物，把“人”这个字，在冻土上又刻深了一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