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第三次住院时,我辞掉了工作。护士把缴费单递过来,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像针,扎进我熬红的眼睛里。母亲去世后,父亲的身体像被蛀空的旧木门,总在雨季发出呻吟。亲戚们说:“你该回来照顾他,这是做子女的本分。”那声音很轻,却压得我喘不过气。 我搬进老屋,每天六点起床熬药。褐色的汤汁在砂锅里翻滚,苦味黏在墙壁上。父亲坐在藤椅里,目光追着我转,像一尊沉默的守财奴。他不再提我小时候的事,只反复念叨:“你妈走的时候,最放心不下你。”某天我削苹果,刀尖划破指尖,血珠渗出来。父亲突然说:“疼吗?你妈当年生你,疼了三天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神空洞地望向窗外枯死的梧桐树。 真正的爆发发生在梅雨季。我把湿衣服晾在阳台,父亲冲过来一把扯下:“你会害我关节痛!”布料砸在地上,水渍漫开像一朵畸形花。我蹲下去捡,听见他说:“你回来不是尽孝,是还债。”那晚我蜷在母亲生前睡的床上,听隔壁传来压抑的咳嗽声,像有人用钝器敲打朽木。 转折是偶然发现的。父亲去复查时,我在他枕头下摸到一张皱巴巴的纸——是上周的止痛药用量记录,剂量被红笔圈出,旁边有小字:“省着吃,别让她发现。”下面还有一行:“她瘦了,黑眼圈像熊猫。”字迹歪斜,像老人颤抖的笔画。 昨天我煮了他最爱的排骨汤。汤将沸时,父亲突然说:“下个月,你回深圳吧。”他背对我,肩膀佝偻着,“你妈托梦给我,说你该有自己的太阳。”窗外的雨停了,第一缕光照进他花白的发丛里。原来我们都在演一出戏:他演需要被监视的病人,我演牺牲自我的孝女。而戏台下,两具疲惫的躯壳早已被“孝”字压出裂痕。 今早我收拾行李时,把一张银行卡塞进他抽屉。卡是我工作三年存的,密码是他生日。纸条压在药盒下:“爸,这次换我当大人。”走到门口回头,他正偷偷把止痛药片掰成两半,阳光把药沫照得像细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