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3年的夏天,蝉鸣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罩着南方的小镇。我和阿强,一个十三岁,一个十四岁,裤腿总卷到膝盖,皮肤晒得发亮。大人们都在田里,公社的广播吱呀响着样板戏,空气里飘着稻草和汗酸混合的气味。我们最眼馋的,是巷口老陈那辆永久牌自行车,漆面斑驳,却亮得能照出人影,车铃铛一响,整条街都安静。 那天午后,日头毒得能把柏油路晒化。老陈蹲在门边打盹,自行车靠在枣树旁。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,心跳比车铃铛还急。阿强负责望风,我蹑手蹑脚过去,手指刚碰到冰凉的钢管,老陈突然咳嗽了一声。我差点跳起来,结果他只是翻了个身,鼾声继续。我们推着车,走出巷子时,手心全是汗,车把滑得几乎握不住。 我们没敢骑上大路,专挑田埂走。车轮碾过碎石,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,惊起一群麻雀。阿强骑在前面,车铃铛被他按得叮当乱响,他回头喊:“看!我会双放手了!”风猛地灌进衬衫,鼓得像两面小旗。我们骑到废弃的砖窑,窑洞黑洞洞的,像怪兽的嘴。把车藏在塌了一半的砖墙后,我们躺在草地上,看云一块块被风吹散。阿强说,等长大了,要骑这辆车去县城,再往北,一直骑到省城,看火车。我们幻想火车头喷出的白汽,能把天都染灰。 但黄昏来得太快。老陈的骂声顺着风飘来时,我们正蹲在河边喝水。回头一看,他举着竹竿,正朝砖窑方向冲。阿强拽起我就跑,自行车不要了。我们钻进芦苇荡,水没过小腿,蚂蟥在腿上爬。等天黑透,悄悄摸回去,自行车已经不见了。老陈在门口抽烟,烟头一明一灭,没骂,只说:“车链子掉了,我推去修了。”后来听说,他修好车,放回了原处,只是车铃铛被拧松了,再响时,声音哑了。 很多年后,我离开小镇,见过真正的火车,骑过更轻便的山地车。但某个加班的深夜,突然想起1973年的田埂,风穿过芦苇的呼啸声,还有那哑了的车铃铛。原来青涩不是偷车的那十分钟,是后来无数个时刻,你忽然听懂——那个黄昏,老陈没追上来打我们,只是默默修好了车。而我们的“远方”,早在那片田埂上,被风吹成了草籽,散在再也回不去的夏天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