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的第一个闷热午后,空调外机在楼外轰鸣。父亲把衬衫第三颗纽扣解开了,坐在餐桌前看一份没有结尾的报表,额头上细密的汗珠,像某种无声的标点。他忽然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,在同样闷热的田埂上奔跑,裤脚卷到膝盖,追逐一只白色的蝴蝶。那蝴蝶飞进了一排高粱地,他追进去,再出来时,天快黑了,手里攥着一朵被汗水浸透的野花。母亲在厨房切西瓜,刀落下去,“咔嚓”一声,清甜的凉气漫开。她切得很慢,仿佛在分解一整块冗长的时光。菜市场在傍晚重新活过来,鱼摊的水珠滴答落下,混着商贩的吆喝和孩子的冰淇淋滴漏。她挤在人群里,挑着最便宜的鲢鱼,心里盘算着明天的菜钱,以及孩子下学期的辅导费。汗湿的脊背贴着棉质衬衫,她几乎要忘记,二十年前,她也曾为了一支冰棍,在巷口跟父亲撒娇。夜终于来了,却还是热的。父亲在阳台上抽完一支烟,烟头明明灭灭,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旧梦。他望着远处未亮的楼灯,忽然觉得,这个夏天和去年、前年、二十年前的夏天,没什么不同。只是当年在田埂上奔跑的男孩,如今学会了在空调房里,用报纸一下一下地扇风,把闷热和冲动都扇进沉默里。楼下的孩子还在追逐打闹,尖叫着“抓不到”。他关上门,把声音隔绝在外。床上,母亲已经睡着了,呼吸轻缓。他躺下,天花板在黑暗中模糊成一片混沌的灰。这个夏天,他们依然是父亲、母亲、员工、纳税人,是账单、是责任、是永远晾不干的潮湿。他们藏起了那个会为一只蝴蝶跑丢的男孩,藏起了那个会为一支冰棍哭鼻子的女孩。藏起了所有轻飘飘的、会飞的、属于夏天的东西。只有深夜偶尔翻身时,肋骨间会传来一阵遥远的、灼热的痒,像有什么东西,在坚硬的成人躯壳里,悄悄地、不甘地,扑动了一下翅膀。而天亮后,一切如常。夏天的大人们,在每一个汗湿的清晨,重新系上纽扣,把那个藏起来的自己,锁进更深的、不透风的衣橱里。夏天从未离开,只是大人们,学会了假装它不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