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陈的阁楼里,总躺着一只褪色的蓝布包。里面是一沓八十年代的信纸,字迹被岁月洇开,却仍能辨出那熟悉的、略有些向右倾斜的笔锋。最上面那封,邮戳日期停在1998年6月12日,收信人地址是他知青时插队的王家屯,而寄件人一栏,只写着“佳期”二字。 那年他二十,她十八。他们在屯子后山的槐花树下约定,等他返城拿到指标,就回来娶她。信写了三年,从春日的槐花香,写到冬日的炉火旁。最后一封信里,她说家里已为她议了亲,对方是邻村老实巴交的木匠。语气平静,像在说别人的事。他攥着那封信,在返城的火车上坐了一夜,窗外是飞逝的黑影,心里是空掉的轰鸣。他回了城,拼命读书,工作,在钢铁森林里扎下根来,却始终不敢拆开那最后一封信的回复——他怕里面没有他想看到的“等等我”。 后来,他成了家,有了孩子,生活平稳如静水。只是每年槐花盛开的季节,他总会莫名地走神。前年,老母亲过世,他回乡奔丧,在屯里小住。夜里,他忍不住去了后山。槐树还在,树皮更皴裂了,月光下,他仿佛看见两个年轻的身影在树下依偎。一位守林的老汉路过,眯眼看了他半晌,说:“找王佳期啊?她早搬走喽,九十年代初就去了南方,听说……前几年没了,肺癌。” “没了?”老陈重复着,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。 “是啊,孤零零的,听说临前还念叨着,有个知青没等到。”老汉摇摇头,拄着拐走远了。 老陈站了很久。月光把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,很长,一直延伸到他脚下,又仿佛要把他拖回三十多年前的那个黄昏。他最终没有去打听她的墓地在哪里。有些等待,早已在漫长的岁月里,完成了它全部的意义——不是抵达,而是存在本身。 他默默回到城里,整理阁楼时,把那只蓝布包放进了最深的柜底。上面压上了孩子的相册和新买的不锈钢锅。尘归尘,土归土。那场佳期,原来从未开始,也便无所谓结束。它只是静静地,成了他生命里一座无法抵达的远方,杳然无援,却永远清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