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陈的渔船在河心打了三个转,网里捞上来的不是鱼,是一团缠着塑料瓶的黑色油污。他盯着那团东西,想起三十年前父亲在这条河里捞起过整篓的银白鲢子。那时河水清得能照见云影,现在连颜色都浑浊得辨不出深浅,当地人管这条河叫“恶水”。 恶水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老人们说,河里从前有龙,后来来了“铁蚯蚓”——那是村里人对输水管道的称呼。二十年前,上游建了化工厂,管道像黑色蜈蚣爬满河岸,白天吐着黄白泡沫,夜里泛着诡异的蓝光。起初村里人还闹过,举着搪瓷缸去厂门口接水喝,说要比比谁的命更硬。后来就不闹了,因为闹的人要么走了,要么病了。老陈的儿子就是在恶水里泡大的,十七岁查出肾病,现在每周要去城里透析两次。 我是在县卫生局的朋友那里听说恶水村的。作为自由撰稿人,我总被那些“消失的河流”“沉默的村庄”吸引。进村那天正逢集,集市摆在离河岸三百米外的土路上,没人敢在河边摆摊。卖豆腐的寡妇王婶悄声告诉我,她男人是村里第一个倒下的,咽气前牙龈还在渗黑血。“水缸底子积着一层渣子,煮开了像熬中药。”她说话时眼神总往河面瞟,那里浮着死鱼的肚皮,像谁撒了一把灰白纽扣。 调查比想象中难。村长是个干瘦老头,说话时总摩挲着黄铜烟锅:“咱们村祖祖辈辈靠水吃水,能害自己?”他领我看村后那口老井,井壁长满青苔,打上来的水确实清亮。但井在坡上,坡下才是住人的区域。夜里我溜进存放村民体检报告的卫生所,泛黄的纸页上,肝损伤、皮肤病变、儿童铅超标……像一串串被水浸透的密码。最触目惊心的是张彩页,印着化工厂的环评报告,审批单位公章鲜红刺眼。 转折发生在第三天。放牛的二愣子突然找我,这个总被嘲笑傻气的男人,从牛棚草料堆里掏出个塑料袋,里面是半瓶暗红色液体。“昨晚管道漏了,我接的。”他眼睛发亮,“他们说这是‘生产用水’,不是污水。”我托朋友检测,结果出来时手都在抖:苯系物超标十七倍,重金属含量足以让整条河的鱼三年内绝种。 我拿着证据再找村长,他烟锅里的火灭了,沉默像块石头压在炕上。最后他叹气:“厂子交着税,养着村里一半人。孩子要上学,老人要吃药……”窗外传来拖拉机的轰鸣,那是去厂里上工的村民。突然理解这种沉默——不是不知道恶,是知道得太清楚,清楚到连愤怒都成了奢侈品。 离开那天清晨,我在河边遇到老陈。他正把一网死鱼往岸上拖,动作机械得像在完成某种仪式。“网破了,修网的钱够买半袋米。”他踢了踢脚边的鱼,那些灰白肚皮在晨光里微微颤动,“龙死了,蚯蚓还活着。可咱们呢?”我无言以对,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里,那顶破草帽边缘,结着一层盐霜似的白渍。 回城的班车卷起黄土,恶水在车后缩成一道模糊的灰线。我想起王婶说的“熬中药”,原来最苦的不是水,是明知水毒却还得喝下去的命。而有些恶,就藏在“大家都这样”的平静里,像水底的淤泥,不掀开时,连倒影都是完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