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八零收购海参，一毛一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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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风带着咸腥味扑在脸上时，我正蹲在码头边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十块钱。一九八三年夏天，我从国营食堂辞职，揣着全部家当来了这渔港。老渔民们蹲在船头抽烟，脚边麻袋里的海参软塌塌的，像泡烂的粉条。“一毛一斤，要就全拿去。”他们撇嘴，这东西在内地没人吃，喂猪都嫌腥。 我买了三大麻袋。回到租的破仓库，用海水泡着，夜里听着浪声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三天，省城来的采购员在仓库门口探头，看见海参眼睛一亮：“北方要货，但得烘干。”我借了烘箱，整夜守着，烟熏火燎。第一批两千斤运走，赚了八十块——相当于我在食堂三个月的工资。 消息传开，渔民们开始主动找我。但价格慢慢涨到两毛、三毛。我蹲在晒场，看海参在竹匾里收缩成硬疙瘩，忽然想起 childhood 在姥姥家见过的参苗——那时谁想到这黑不溜秋的东西能换钱？八四年底，日本客商通过外贸公司找上门，价格翻了三倍。我雇了二十个妇女剔参，手指冻得通红。有个姑娘边剔边哭，说家里孩子生病，这活儿太慢。我多给她算了一毛钱。 最困难是八六年，台风毁了半个渔港的养殖场。我拿全部积蓄收了几百斤野生参，押给信用社贷款。发货前夜，仓库进水，我和伙计们往外舀水，手电筒光柱里漂着碎参。那批货最后做成即食海参，在广交会被人抢空。 现在我的海参罐头摆进超市，但总忘不了最初那一毛钱一斤的下午。不是海参值钱，是那个年代敢把身家押给海浪的人，心里都有股不信邪的劲。前几天老渔民的儿子来谈合作，说他爸临终前还念叨：“那后生眼里有光，像看见金山。”其实哪有什么金山，不过是在别人扔掉的咸菜坛子里，捡到了整个大海的滋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