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沙在眼前扭曲成熔金,每一粒沙都像烧红的针,扎进裸露的皮肤。瓦西里上校用磨破的袖口擦了擦枪管,枪托在滚烫的沙地上烙下模糊的印记。身后,苏联内务部的卡车引擎声像垂死的野兽,时远时近,在死寂的荒漠里荡开令人心悸的回音。 他们逃了十七天。从乌克兰边境的集体农庄,穿过 scorched earth(焦土政策)留下的黑色焦痕,一直钻进这片连蜥蜴都嫌太热的盐碱滩。队伍最初有四十人——被“特殊迁移”的家庭、被指控“破坏粮食征收”的老农、一个总在夜里背诵普希金的中学老师。现在剩下不到十五个,牵着两匹瘦得能数清肋骨的马,驼着半袋发霉的黑麦粉和一只永远沉默的怀表,表盖内侧嵌着某个早已不在的人的照片。 “水。”小anna的嘴唇干裂,声音像砂纸摩擦。她母亲把最后半壶浑浊的泥水递过去,自己咽下时喉结上下滚动,像钝刀割过枯木。瓦西里别过脸。他记得妻子临别时塞给他的不是食物,而是两小块黑面包,用油纸仔细包着。“别回头,”她说,眼神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,“带着anna走,走到听不见‘同志’称呼的地方。” 追兵的喊话声突然切进热浪:“举起手!你们跑不掉的!”子弹擦过马耳朵,惊得它人立而起。老农伊万——曾经养过三百头羊——猛地推开怀表主人的女儿,自己栽进沙坑,子弹在他背上绽开暗红的花。瓦西里扣动扳机,后坐力震得他虎口发麻。他杀过人,在政委的命令下;但这次,他看见子弹掀飞了那个年轻士兵的帽子,露出下面一张可能刚满十八岁的脸。 黄昏降临时,他们躲进一处干涸的河床。瓦西里清点人数:十二个活人,三匹马,一发手榴弹,七发子弹。anna蜷在母亲怀里睡着了,嘴角还沾着沙粒。有人开始低声咒骂,咒骂这该死的太阳、该死的土地、该死的“新生活”。瓦西里摸出怀表,打开,表针停在四点十七分——妻子被带走的时间。他忽然明白,他们逃的不是追兵,是时间本身:逃回那个还能用“丈夫”“父亲”称呼自己的时间。 夜风带来一丝凉意,也带来远处柴油发电机微弱的嗡鸣。瓦西里把怀表放回内衣口袋,贴近心口。金属已被体温焐热。“往北,”他说,声音沙哑,“沙漠再走三天,有铁路。”他没说铁路那边是什么——可能是更严密的哨卡,可能是另一片无主荒原。但有人开始收拾东西,动作缓慢却坚定。月光下,十二个影子被拉得很长,像一排倔强生长的枯树,在无边的灼热大地上,投下转瞬即逝的、凉薄的阴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