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已开过六十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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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秋的庭院里，最后几株晚桂垂着脑袋，细碎的金黄花瓣沾在青石板上，像一场迟到的雪。陈阿婆坐在褪色的藤椅上，手指反复摩挲着木扶手一道深深的刻痕——那是六十年前，阿青临行前用铅笔浅浅画下的身高线。泥土的气息混着腐烂的甜香涌进鼻腔，她忽然听见六十年前的声音，混着车站的汽笛：“等我回来，花开花时，咱们就补办酒席。” 那年春天，阿青塞给她一包皱巴巴的波斯菊种子，说这花耐活，像她。后来阵亡通知单来得比种子发芽还快。她没哭，把种子全撒进院角，天天浇水、捉虫，仿佛只要花活着，阿青就还在路上。头十年，花开得疯，金黄的花盘追着太阳转，她总对着花丛说话，说今天隔壁王婶送了什么，说巷口新开了家杂货铺。邻居劝她，“阿婆，算了吧。”她只摇头，把阿青的旧军装叠得方正，压在樟木箱底。 第二个十年，花渐渐稀了，许是土贫了，许是她记不清浇水。可每年春分，她仍固执地撒种，像完成一项神圣的仪式。有年大旱，她夜里提着铝壶一瓢一瓢浇，月光把佝偻的影子钉在土墙上，晃得像棵老树。花开得蔫黄，她却对着它们笑了一整夜——阿青最爱她笑，说笑起来像院子里那株野茉莉。 去年冬天，她摔了一跤，躺了半个月。醒来时，看见女儿蹲在院里翻土，要种月季。“妈，波斯菊太难伺候了。”她没阻拦，只默默把珍藏的种子分了一半给邻居家的小女孩。今年春，不知是土肥了，还是雨水勤，波斯菊竟开得比哪年都盛，密密匝匝，风一过，翻涌成金色的浪。她清晨推窗，忽然怔住：原来花不为谁开，开就是开了，轰轰烈烈，不管有没有人看。 昨天，她把阿青的军装捐给了市博物馆，只留一枚生锈的纽扣，缝在了自己粗布衫的领口。今早，她摘了最大一朵花，别在女孩的羊角辫上。“阿婆，花为什么不香了？”女孩仰着脸问。她望向空荡荡的院门，那里曾有阿青骑着单车的身影。“香不在鼻子里，”她轻轻说，“在开过的那六十年里。” 风起了，花瓣纷纷扬扬。她慢慢站起身，藤椅发出干涩的吱呀声。远处传来孩童追泡泡的笑声，阳光把新翻的泥土照得发烫。她最后望了一眼那片金色，转身轻轻带上了门。门轴转动的声音很轻，像一声终于落下的叹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