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握着她的手站在民政局门口,阳光刺得人发慌。她穿着不合身的婚纱,蕾丝边蹭着下巴,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孩子。工作人员第三次核对身份证时,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——1998年3月12日,还差五个月才满十八岁。 “先生,您妻子确实未成年。”工作人员推了推眼镜,“除非……”他没说完,但我们都明白那个除非:除非有监护人同意,或者她已经怀孕。她忽然抓紧我的袖子,指甲陷进我肉里。我想起半年前在城中村出租屋,她蜷在漏雨的角落给我煮泡面,蒸汽模糊了她脸上尚未褪尽的婴儿肥。“哥,我身份证上生日写错了。”她当时这样说,眼睛亮得惊人,“其实我去年就满十八了。” 我们决定赌一把。去派出所改年龄需要原始户籍档案,而她那个在矿上出事失踪的父亲,早把老家的户口本烧成了灰。我带着她去照相馆重拍证件照,修图师把她的法令纹P得深了些,又调暗了眼神里的光。照片交上去那天,她在走廊尽头的消防通道里吐得撕心裂肺——孕检单在婚纱内衬里焐得发烫,这是我们最后的筹码。 婚礼定在她生日前三天。司仪是临时找的,流程草率得像场行为艺术。当主持人问到“无论富贵贫穷”时,她突然踮脚亲了我,唇上有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台下坐着二十个来凑数的亲戚,没人注意到她平坦的小腹。只有她姑妈在敬酒时盯着我看了很久,那目光像手术刀,最后却只是叹了口气:“这孩子,命苦也命硬。” 洞房夜她睡着后,我打开她藏在首饰盒底的诊断书。孕周十一周,末次月经在认识我之前。窗外的月光斜斜切过她裸露的肩膀,那些被婚纱勒出的红痕,在黑暗里像未愈合的伤口。我忽然想起初遇那天下着暴雨,她举着破伞追了我三条街,怀里揣着被房东扔出来的、她母亲的骨灰盒。“哥,你能帮我找个地方埋了她吗?”那时她十五岁,说话时门牙缺了个角。 现在她十六岁半,肚子里有新生命在长。我盯着天花板想,法律说她未成年,可谁来计算我们被生活催熟的速度?楼下传来醉汉的呕吐声,她梦里喊了声“妈妈”。我轻轻掰开她蜷着的手指,发现掌心全是月牙形的指甲印——原来这个决定,她也怕得睡不着。 清晨六点,她翻身时婚纱勾住了床架,线头崩开的脆响惊醒了我们。她望着天花板笑,眼睛亮如星子:“哥,我饿。”阳光终于爬进房间,照见她锁骨下方淡青的血管。我忽然看清了:我们不是一对夫妻,只是两个被世界追到墙角的人,用婚姻当盾牌,假装自己长出了成年人的骨骼。而真正的成年礼,或许要等到我们的孩子也能问出“妈妈为什么这么年轻”时,才正式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