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的秋天,市立医院的旧楼总在凌晨两点传来皮球弹跳声。护工老陈起初只当是流浪猫弄响了走廊的废弃玩具,直到某个雨夜,他亲眼看见一只半透明的红色气球在解剖室门口匀速飘行——气球后面跟着个穿背带裤的小影子,正踮脚试图把“禁止入内”的牌子调转方向。 那是阿飘,一个在旧楼坍塌时被压住脚踝的顽童鬼魂。七十年过去,他早忘了疼痛,只记得生前没玩够的弹珠、没吃完的糖葫芦、总被老师没收的纸飞机。如今他有了新乐趣:把值班护士的保温杯拧松盖子,看茶水在巡房路上滴成歪歪扭扭的箭头;让CT机的屏幕突然播放《猫和老鼠》;最过分的是某次,他把院长假发粘在了消防栓上。 “你们人类真没劲。”阿飘蹲在日光灯管上晃着腿,看下面一群人手忙脚乱追着突然自己开关的门,“连恶作剧都不会。” 转折发生在肿瘤科病房。那个总画化疗涂鸦的小女孩莉莉,某天突然指着阿飘常躲的窗帘说:“哥哥,你背后的蝴蝶结歪了。”原来她化疗后视力模糊,却总能看见阿飘用病房绿植藤蔓编的复杂手链——那是他花三天学会的。 “我想玩捉迷藏。”莉莉某天轻声说。阿飘愣住了。他七十年里唯一一次“被找到”,是拆迁队挖出他锈蚀的铜铃铛。 接下来一个月,医院出现了奇景:药车自动为莉莉停在门口,止痛贴片在需要时飘到她枕边,连最严厉的主任医师查房时,白大褂下摆都会莫名多一朵茉莉花——那是阿飘从老陈窗台偷的。当莉莉终于康复出院那天,阿飘第一次主动显形,朝她挥着用X光片折的纸鹤。 老陈后来在旧楼地基下发现个铁皮盒子,里面除了生锈的弹珠,还有张1958年的学生证,照片上的男孩笑得缺了门牙。盒子压着的纸条是稚嫩笔迹:“等有人看见我,我就去投胎。今天有人看见了,还教我用蒲公英吹出爱心。” 2007年底,医院翻新时,工人们总感觉有凉风推着螺丝刀往手里送。竣工那天,所有门窗锁孔里都插着一朵压干的茉莉花。老陈把阿飘的铜铃铛挂在护士站,现在只要铃声清脆响起,大家都知道:那个顽皮鬼,终于学会用温柔的方式告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