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娘20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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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屋的阁楼里，我翻出一只褪色的竹篮，篮底压着张2007年的旧报纸，上面模糊印着“乡村奶娘现象调查”。那年我十二岁，隔壁的陈阿婆就是村里最后一位奶娘。她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身上有股淡淡的奶香和皂角味。 陈阿婆的丈夫早逝，儿子在南方工厂断了联系。她靠给村里新生儿哺乳维生，一天能赚二十块钱。我记得她哺乳时总是侧着脸，不看怀里的婴儿，只盯着窗外的枇杷树。有次我撞见她偷偷挤掉多余的奶水，滴在搪瓷缸里，说“奶多了心慌”。村里女人背地里说她“不干净”，可谁家孩子夜啼，第一个找的又是她。 2007年夏天，村长儿子生了孩子，请陈阿婆上门。那天暴雨，她滑进稻田，怀里的婴儿竟没哭。人们把她捞上来时，她先用身子垫在婴儿下，自己呛了水。事后她没要工钱，只抱着空襁褓在田埂坐了一夜。后来听说，她把自己攒的六百块全买了奶粉，托人带给儿子——那儿子在厂里出了事故，断了手指。 秋天她病倒了，肺痨。我去送粥时，她忽然说：“奶水这回事，一半是血，一半是命。”那年冬天她走了，竹篮留给我，里面除了报纸，还有一小包晒干的奶豆腐——她说是用自己最后几滴奶做的。我含在嘴里，咸涩里泛甜，像极了后来在城市里尝过的所有乳制品。 如今超市货架摆满进口奶粉，我总想起2007年那个暴雨夜。陈阿婆们用身体喂养的不仅是婴儿，还有整个时代Transition（转型）期的饥饿。她们是最后一批以血肉为薪火的人，当科学配方取代体温，我们是否也弄丢了某种与生命最原始的契约？那只竹篮我留着，每年清明放一捧新米——祭那些被进步遗忘的、温热的牺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