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的夏夜,陈默在漏雨的土坯房里惊醒,掌心还残留着二十一世纪键盘的触感。窗外传来邻居家收音机里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的旋律,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回到了改革开放第二年,十八岁的身体里装着三十五岁的灵魂。 最初的半个月,他像个偷时间的人。白天跟着生产队挣工分,夜里就着煤油灯在旧报纸上写写画画。母亲总以为儿子中了邪,直到他把攒了半年的鸡蛋换成十二尺的确良布料,在县城供销社门口摆开摊子。那些被时代抛弃的碎布头,在他手里变成时兴的的确良衬衫,第三天就被抢购一空。 真正改变轨迹的是腊月里的集市。寒风卷着纸屑,他看见个穿藏蓝棉袄的姑娘在卖冻梨摊子后头写写画画。走近了才看清,她在算账本上用钢笔勾勒服装样式。“这种领口容易开线。”她突然抬头,眼睛亮得像冰层下的水,“但要是加这道缉线,能多穿三年。” 她叫林晓棠,县中学美术老师,周末帮衬开裁缝铺的寡母。那天他们聊到日头偏西,从的确良的织法说到香港杂志里的喇叭裤,最后竟在冻梨摊子上用铅笔改了七张设计图。后来他的“向前服装社”挂出第一块招牌时,门楣上那个“棠”字绣样,是晓棠用蓝丝线一针针绣的。 八四年春,他们押着两箱样品挤上绿皮火车去省城。在批发市场被混混围住时,晓棠抄起卷尺站到他身前:“我们是有单位的。”她Teacher证在晨光里一晃,那些混混竟散了。后来每遇难关,陈默总会想起那个清晨——她棉袄领口磨得发白,脊背却挺得像院里的白杨。 八六年注册“新潮”商标那晚,他们在租住的阁楼吃速冻饺子。晓棠突然说:“其实我早猜到了。”她手指划过他总下意识摸后颈的小动作——那是陈默前世颈椎病落下的毛病。“但能和你从十二块五毛的布料账算起,比什么都真。” 如今路过老城隍庙,还能看见那家“棠记制衣”的铜牌。去年整理仓库时,晓棠翻出泛黄的八三年账本,末页有行稚拙小字:“今日得遇晓棠,胜获金山。”墨迹被岁月洇开,像极了八三年冬天,他们第一次分食那颗冻梨时,冰碴子在晨光里折射出的彩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