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宅阁楼的灰尘在斜射的光柱里缓慢沉浮。我踢开一堆褪色的戏服,指尖碰到了它——一台老式双反相机,黄铜部件在昏暗里泛着冷光,皮革外壳干裂如老树皮。它被遗弃在雕花木箱的丝绒衬垫上,像一件被供奉的凶器。 好奇心是瘟疫。我擦拭镜头时,发现取景框里映出的阁楼角落,竟比肉眼所见更幽深三分。鬼使神差,我举起相机,对准了窗外梧桐树上停驻的乌鸦。 “咔嚓。” 声音比预期清脆。乌鸦应声栽落,抽搐两下,寂然不动。我冲到窗边,鸟喙张开,眼珠凝固着惊愕,但身上毫无伤痕。心脏在胸腔里擂鼓。我颤抖着回放相机内侧的胶片槽——空的。可就在刚才,胶片传动齿轮分明自行转动了一下。 当晚,我失眠了。月光下,那相机躺在床头柜上,镜头幽幽反光,仿佛在呼吸。我想起镇上关于老宅的传言:五十年前,这里住过一位痴迷摄影的医生,他总在深夜拍摄熟睡的家人,后来妻子、孩子接连暴毙,死状平静却无伤。最后他把自己锁进暗房,再没出来。 恐惧与着迷交织。第二天,我去了市立档案馆。泛黄的报纸碎片证实了传言,但细节被时间腐蚀。唯一清晰的是一张模糊的现场照片——那位医生手握双反相机,嘴角竟有一丝诡异的弧度,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杰作。 我冲回老宅,相机却不见了。它端端正正摆在客厅的橡木桌上,镜头对准了我常坐的沙发。下面压着一张手写便条,墨水是深褐的,像干涸的血:“你已入镜,下一帧,是你。” 寒意瞬间冻结脊椎。我发疯似的翻找,在相机底部暗格发现一卷未曝光的胶片。对着灯光,我看到最上面一张——是我昨天在阁楼举起相机的背影,表情是扭曲的狂喜。而照片边缘,我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,手里分明握着另一台一模一样的相机。 窗外,乌鸦群突然腾空而起,遮蔽日光。阁楼传来胶片转动的吱呀声,缓慢、规律,如同心跳。我握紧冰冷的黄铜机身,第一次理解那不是工具,是胃口。它需要摄影师,也需要被拍摄者,更需要……一个愿意按下快门的人。 我走回沙发,举起相机。取景框里,空荡荡的房间,只有镜头深处,有另一个我,正微笑着举起相机。 快门声,在颅内响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