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的春天,厂里的汽笛声比往年更哑了。李建国摸着车间门口掉漆的门框,指腹沾上一层细密的锈粉。广播里正在播放“鼓励个体经济”的新闻,邻居老张昨天递来的南下车票还揣在中山装内袋,硌着肋骨。 妻子秀兰把搪瓷缸重重放在窗台上:“建国,厂里再困难,还能饿死人?”她袖口磨出的毛边在风里颤。女儿小梅的哮喘药瓶立在五斗柜边,空了大半。那晚他蹲在公共水龙头下搓油腻的工装,搓着搓着,看见肥皂泡里浮出老张在深圳的照片——彩色衬衫,崭新自行车,背后是盖到一半的楼房。 启程那天秀兰没送。他扛着帆布包穿过巷子,看见邻居们晾在竹竿上的蓝布工装像一片倒悬的湖。火车开动时,他忽然想起结婚时秀兰说的“咱们守着厂子到退休”,那时窗外的梧桐正飘棉絮。 南方的湿热把衬衫粘在背上。他在华强北的雨棚下卖过纽扣,在工地扛过水泥,赚到的钱按月汇回家。汇款单背面总有秀兰娟秀的字:“梅梅想爸”“梅梅发烧了”。第三年冬天,他攥着给女儿买钢琴的钱汇款,却收到秀兰的急电:“速归,梅梅病危”。 他冲进县医院走廊时,听见此起彼伏的咳嗽声。秀兰蹲在儿科病房外的长椅上,肩线塌成一张旧弓。梅梅插着管子,床头柜上摆着没拆封的儿童哮喘喷雾——那是他去年汇钱买的。“你走以后,她总抱着你的旧工装睡觉。”秀兰说话时没抬头,眼睛盯着地砖缝里积年的灰。 后来他带回深圳赚的积蓄,在县城盘下个小店。梅梅病好多了,只是夜里仍会惊醒。某个梅雨季,他整理旧物,从厂里发的笔记本里掉出张纸条,是秀兰多年前写的:“老李今天又被车间主任夸了,他都不知道我多骄傲。”墨迹被汗渍晕开,像一朵淡蓝的雾。 如今小店在街角安静亮着灯。有时他抬头,会看见玻璃窗映出两个模糊的影子:一个在南方雨夜里奔跑,一个在北方雪中咳嗽。1981年那场浪潮卷走了太多东西——有人丢了工作,有人丢了故乡,而他同时丢了两种生活,像断弦的两端,永远在风里轻轻震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