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把挂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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灶台的火苗舔着铁锅底，母亲把一把雪白的挂面轻轻抖进沸腾的水里。面身遇热软下去，又渐渐舒展，像被唤醒的柳条。这是我家每年冬至必做的仪式——母亲总说，挂面要手擀才筋道，机器压的没魂。 我小时候最怕这工序。凌晨五点，父亲和面，母亲擀面。青石板上撒满干面粉，父亲赤脚踩着面团，汗水滴进面粉里。母亲握着一米长的擀面杖，从这头推到那头，再推回来。面皮越来越薄，薄得能透出窗棂的光。他们很少说话，只有擀面杖压过面皮时“噗噗”的闷响，像某种古老的节拍。面皮铺满整个院子时，母亲会叫我出来：“来，帮妈妈挂起来。”竹竿横在院中，母亲将面皮卷在筷子上，搭上竹竿，一刀割断。细长的面条垂下来，在晨风里轻轻晃，像一排排等待被风干的白色琴弦。 后来我去省城读书，吃腻了超市里机器挂面。有年冬至，母亲特意坐长途车送来一袋自己做的。打开时，面里夹着张纸条：“面要煮三滚，浮起来再点半碗凉水，这样才筋道。”那天我按她说的做，面果然爽滑。吃着吃着突然流泪——这面里不仅有碱和盐，还有他们凌晨四点的呵气，有父亲脚底磨出的老茧，有母亲被面杖磨出的茧子。原来一把挂面，是父母把岁月揉进去，再一根根拉出来的牵挂。 去年父亲病重，再也不能揉面。母亲一个人忙活，我主动去挂面。竹竿有点高，我踮着脚，忽然明白当年母亲为什么总叫我帮忙——她不是需要我出力，是怕我错过这过程。挂面时风起了，几根面条飞起来，贴在梧桐叶上。母亲在屋里喊：“别管它，飞走的都是给老天爷的。”我们相视一笑，那笑容里飘着三十年的面粉。 如今母亲也老了，有年她颤巍巍地说：“等我走了，你试试自己做。”我点头，却始终没动手。有些手艺不是学不会，是怕一做，就再也吃不出那个味道——那里面有两个人，用半辈子光阴，为我守住的一碗热气腾腾的念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