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周和李老师做了二十年邻居,却从没真正说过话。他们住在同一栋老式筒子楼的三楼,一墙之隔,中间是那条永远弥漫着油烟味的公共楼道。老周是退休钳工,每天清晨六点准时出门,在楼道尽头那扇朝北的小窗前,用一块磨得发亮的旧毛巾,一下,又一下,擦拭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锃亮的车把。李老师是退休语文教师,总在黄昏时分出现在她家朝南的阳台上,用一把木柄喷壶,细细浇灌那几盆月季,水珠在斜阳里碎成七彩的光。 他们的生活像两列错开的火车,只在特定的时间轨道上短暂相交。老周晾在楼道绳上的工装裤,永远在左;李老师晾出去的碎花衬衫,永远在右。中间空着一段,恰好是黄昏时西晒过来的光斑。 Occasionally,风会把李老师的纱巾吹到老周的窗台上,老周会把它轻轻夹回原处,动作轻得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。有时,老周修好了水管或电灯,会默默放在两家门中间那个积了薄灰的旧凳子上。第二天,凳子上总会多出一碗温着的汤,或几个刚蒸好的包子,用白瓷碗盛着,下面压着洗得发软的小纸条:“天凉,喝点热的。”没有抬头,也没有落款。 他们的对话,是门缝里递出的酱油瓶,是深夜隔壁轻轻咳嗽的节拍,是楼道感应灯坏时,对方家门缝下透出的、延迟三秒才熄灭的暖黄光晕。这栋楼要拆的消息传来时,他们都沉默着。搬家前夜,老周破例在晚上八点打开了灯。李老师家阳台的门,也第一次在夜间推开了。两人都站在自己门口,隔着那道熟悉的、即将消失的门槛。没有言语,只有老周默默将那个用了二十年的旧喷壶,轻轻放在李老师门边。李老师则将一盆开得正好的月季,推到了两家门中央的过道上。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在斑驳的墙面上,短暂地,重叠了一瞬。第二天清晨,楼道空了。两扇门都贴了封条,中间那道缝隙,再不会有光透过来。只有风,偶尔吹动起不知哪家遗落的、半张旧报纸,在空荡荡的水泥地上,沙沙地,转了个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