里奥本的殡仪馆永远飘着松木香,那味道能盖住消毒水,却盖不住某些东西。每天清晨六点,他准时拉开铸铁大门,铜铃铛响得像是某种仪式。人们说他总是笑着,嘴角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,礼貌得让人发冷。 只有他自己知道,那笑容是面具。第三层冷藏柜最右边,躺着一个穿红裙的女人,三天了。别人以为她在停尸房等家属认领,其实她是里奥本的“客人”——上个月醉酒驾车,撞死了里奥本唯一的外甥。葬礼那天,家属哭得撕心裂肺,里奥本站在角落,也在笑。他给女人整理仪容时,手指划过她冰凉的脸颊,轻声说:“现在,我们扯平了。” 白天,他接待哭泣的家属,递上热茶,说着得体的安慰话。晚上,他锁上大门,走进地下工作室。这里没有松木香,只有福尔马林和铁锈味。他打开录音机,播放外甥生前最爱的爵士乐,然后拉开第三层柜子。女人安静地躺着,像睡着。里奥本给她梳头,涂口红,哼着跑调的歌。有时他会想,如果家属看到这一幕,会不会明白他精心保存的并非遗体,而是一种缓慢的、无声的审判。 转折发生在第五天。女人的妹妹找来,是个眼睛红肿的年轻女孩。她颤抖着问:“我姐姐……她有没有痛苦?”里奥本的笑容纹丝不动:“很安详。”女孩突然抬头,直视他的眼睛:“我姐姐从来不爱穿红裙子,那是你给她换的,对吗?”里奥本的笑第一次僵住了。女孩继续说:“她出事前,给我发了条信息,说有个殡仪师一直在跟踪她……我以为她是吓坏了。” 那天夜里,里奥本没有开录音机。他站在柜子前,第一次仔细看女人的脸。红裙子确实突兀,她生前是幼儿园老师,最爱碎花裙。他慢慢拉开柜子,手指碰到冰冷的金属托架时,突然停住。原来他保存的不是秘密,是一个自己编织的、充满恨意的幻觉。外甥的酒驾是意外,而他却用另一个生命填坑。 第二天,他打电话给火葬场,以最快速度安排女人的火化。骨灰装进简陋的木盒时,他没再笑。铜铃铛依旧每天响起,家属们说他变得“温和了些”,只有他自己清楚,那笑容终于卸下了。现在,松木香下藏着的,不再是秘密,而是一片空旷的、正在愈合的寂静。他偶尔还会抬头看第三层柜子——空的,像一句终于说出口的道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