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是在凌晨两点响起的。我睡得极浅,铃声像生锈的刀片刮过耳膜。接起来,是个喘着粗气的男人,背景有雨声和引擎的轰鸣。“琳达!”他喊,声音撕裂,“琳达!琳达!琳达!”连续三声,一次比一次绝望。我张了张嘴,还没说出“您打错了”,他就挂了。重拨回去,是空号。 那晚之后,电话每三天准时响起,永远在凌晨两点,永远是那个男人带着哭腔的嘶喊。我换了号码,新号码却依旧被侵入。我开始失眠,白天精神恍惚,在办公室把同事错叫成“琳达”。丈夫问我怎么了,我说噩梦。其实我认识一个琳达,二十年前,高中同班同学,坐在我斜前方,扎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。她总在数学课上偷看小说,被老师点名时,会红着脸回头,对我眨眨眼。毕业前夕,她突然失踪,没有留字条,没有告别,像一滴水蒸发在夏日的柏油路上。警察查了一周,结论是“可能离家出走”,后来不了了之。她父母很快搬走了,房子空了两年,再卖给别人。我从未和任何人深聊过她,但她的空座位,成了我心里一个安静的洞。 直到上周,我在旧物箱底层翻到一张毕业合照。琳达站在我旁边,笑容很浅。照片背面有褪色的蓝墨水字迹,我凑近看,是她的笔迹:“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我的名字被这样喊,请别接。别相信他说的任何话。”下面还有一行小字,几乎看不清:“他以为是我,但不是。” 昨夜电话又响了。我盯着闪烁的屏幕,没有接。但这一次,我鬼使神差地打开电脑,用二十年前的旧班级名册,一个个查那些早已模糊的名字。大部分人都散落各地,毫无异常。查到“陈岩”时,我停住了。他是琳达当时的男朋友,瘦高,沉默,毕业典礼后就没再见过。我搜到他的信息,在邻市一家汽修厂工作。犹豫很久,我打了个电话,用变声软件压低了声音,自称是“琳达的老同学”。对方沉默了几秒,突然问:“你……是不是也接到电话了?” 他说,过去一个月,他每晚都打那个早已注销的号码,明知不可能接通,却控制不住。他说琳达失踪前一周,他们大吵一架,因为发现了她日记里写着的、关于“另一个自己”的事。“她说有时觉得我不是我,她也不是她。”陈岩声音发颤,“那天晚上,她跑出去,再没回来。我找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,最后只在她常坐的公交车站座椅下,找到这张纸条。”他念出纸条上的话,和照片背后的字迹一字不差。 “警察当年问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说了什么,”陈岩哽咽,“我说她回头对我笑,说‘陈岩,明天见’。可我现在想起来了,她当时说的是‘琳达,明天见’。她在叫我琳达。而我……我答应了。” 窗外天快亮了。雨停了,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晕开。我放下电话,走到窗前。远处有早班电车驶过,哐当哐当。原来有些呼唤,穿越二十年的时空,不是为了找回谁,而是为了确认——那个被反复呼喊的名字,是否真的存在过,又是否真的消失。而真正的琳达,或许从未需要被任何人喊醒。她只是安静地,活在了所有记得她的人,和所有忘记她的人,共同构成的,那片模糊的中间地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