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四年夏天,蝉鸣像是要把整个南方小城掀翻。我蹲在巷口那棵老槐树下,手里攥着半根化了形的盐水冰棍,盯着巷子尽头被烈日蒸腾的空气。母亲说,阿明会在七月十五前回来。他走时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,背包侧袋插着一把红头绳——那是他妹妹留下的。我们约好,他要去省城学修收音机,修好了第一台就送给我,能收到香港电台的流行歌。 巷子还是九三年的样子。墙皮剥落处露出更早的石灰标语,油漆桶改装的痰盂在墙角积着雨水。每天下午三点,广播站会放《弯弯的月亮》,我就在第三个音符响起时到树下等。卖麦芽糖的老人推着吱呀作响的木车经过,总要多看我一眼。他的糖画摊摆着褪色的塑料蝴蝶,和阿明走前送我的那只一模一样。 七天前,邮差送来一张模糊的汇款单,署名是“省城电子技校”。母亲说那是阿明,可字迹不像。他写信从来用铅笔,横平竖直像刻出来的。我捏着汇款单跑到邮电局,窗口的阿姨摇头:“没这人,技校名单早查过了。” 回来时经过录像厅,正演《重庆森林》,金城武对着凤梨罐头发呆。我突然想起阿明说过的话:“等修好十台收音机,我就攒够钱买张船票,去珠江边看看。” 其实阿明根本没去省城。第三天,修自行车的老陈喝多了白酒,在巷尾含糊地说漏了嘴:十二月里,有人看见阿明在码头扛麻包,后来跟着一艘货轮去了南方。老陈说这话时眼神躲闪,手指在油腻的围裙上反复擦拭。我冲回家翻出阿明留的笔记本,最后一页用钢笔涂掉一行字,墨团下面隐约能看出“船”字的一点尾巴。 七月十四傍晚,暴雨突至。我抱着膝盖蜷在槐树凹进去的树洞里,看雨水把巷子冲刷成蜿蜒的河。泡烂的糖纸粘在青石板上,像散落的蝴蝶标本。母亲撑着伞找来,头发湿漉漉贴在额角:“别等了,阿明不会回来了。” 雨声太大,她后面的话我没听清,只看见她嘴唇开合,像九四年所有无声的告别。 如今我明白,有些等待从开始就注定是单行道。阿明或许真的在某个港口修着生锈的收音机,或许早已沉在珠江的浊浪里。但那个夏天的等待本身,却像老槐树新抽的嫩芽,在记忆里年年疯长。去年拆巷子时,我在树根处挖出个铁皮盒子,里面躺着半截红头绳,和一张没写完的汇款单——背面有铅笔淡淡的小字:“等收音机响了,我就回来。” 巷子早变成商业广场,喷泉在旧址上昼夜起舞。有时深夜加班路过,恍惚还能听见九四年的蝉鸣,混着《弯弯的月亮》的旋律,从地底缓缓浮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