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是夜里下的,不疾不徐,把青石板路染成深墨色。老陈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,天还蒙蒙亮,空气里有股泥土和湿树叶混合的冷冽味。他今天要去接的是城西一位老太太,九十二岁,儿孙满堂,走得安详。老陈习惯性地搓了搓手,那双手骨节粗大,常年握着冰凉的棺木扶手,磨出了一层薄茧。 他的工作简单,也复杂。说简单,无非是搬运、守灵、出殡、下葬,一套流程几十年如一日,熟稔于心。说复杂,他要对付的,是生者眼里尚未散尽的悲痛,是死者脸上最后那点或安详或惊愕的凝固,还有那些在灵堂角落无声流淌、却又重若千钧的遗憾与往事。他从不说话,只是做。递毛巾给哭到脱力的女儿,扶住差点晕厥的老伴,在道士念经的间隙,默默将遗像擦净。他的沉默像一层缓冲的茧,把太过尖锐的悲伤隔开一些,让仪式能按部就班地走完。 今天有些不同。老太太的孙子,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在起灵时突然冲过来,不是哭,而是跪在灵前,对着棺木重重磕了三个响头,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,肩膀剧烈颤抖。老陈站在一旁,手里扶着抬棺的杆子,没动。他见过太多眼泪,但这是一种无声的、近乎崩溃的谢罪。他后来从旁人零碎的言语里拼凑出片段:孙子曾因小事与祖母争执,负气远走,最后一面竟在数月前,不欢而散。这“最后”二字,是送葬人最常面对的重锤,它砸在生者心上,也落在他眼里。 下葬时,雨停了,天阴得厉害。黄土一锹一锹扬上去,发出闷沉的噗噗声。家属哭喊着“妈,走好”,声音被空旷的墓园吸走大半。老陈机械地完成着填土、夯实、立碑的工序,手指触到湿润的泥土,心里却想起自己七十岁的老母亲,住在乡下,身体尚可。他这份工作,妻子早年无法理解,觉得不吉利,孩子也因此在同学间受过异样眼光。他解释不清,只知每当俯身托起一具遗体的肩背,感受到那再无生命的重量时,他总想起母亲弯腰在田埂上的背影。送葬,送的是别人,却也是一次次对自身终途的预习与凝视。他送走的,是一个人的历史,而他能做的,是让这历史的终结,有了一份不容轻慢的体面。 回程的车开的很慢。车厢里坐着家属,还有几缕未散的香烛味。没有人说话。老陈望着窗外掠过的、生机勃勃的村庄和城镇,炊烟袅袅,鸡鸣狗吠。他忽然觉得,自己像一道门,每日在喧嚣的尘世与寂静的泥土之间,反复开启、闭合。他不能治愈悲伤,但或许,他沉默的在场,他稳当的托举,他让一切“结束”的过程,显得不那么仓皇,就是给生者一点最朴素的慰藉:你看,她/他,被郑重地送走了。这世间的最后一段路,有人以双手,以规矩,以不避讳的直面,陪他们走完。 车到城郊,他下车,背上工具袋,走向下一个等待他的地址。天边,有一道微弱的光,挣扎着要透出云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