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走后第三个月,我在他书桌那个总爱卡住的暗格里,摸到一本没有封面的相册。纸页脆黄,边角卷曲,里面没有一张我们的全家福。最中间夹着张泛白的入学照,男孩穿着不合身的旧衬衫,眼神躲闪。背面是父亲清瘦的字迹:“阿远,七岁,1953年秋,收养于沪上弄堂。” 阿远。这是父亲从未提过的名字。我捏着照片,指节发白。记忆里父亲总是沉默,像一尊会呼吸的石像。母亲说他天性冷淡,可我知道不是。他总在深夜对着那盏老式台灯发愣,烟灰积成小小的塔;他收藏所有带“沪”字的老报纸,却从不给我讲上海的故事;他病重时含糊念着“弄堂口的槐花”,我以为是呓语。 我去找了住在对门二十年的陈阿婆。她眯着眼看了照片,忽然叹气:“你爸啊,心里压着座山呢。他总说,弄堂那家人对他有恩,可他自己……是逃出来的。” 陈阿婆说,五十年代初,父亲跟着人贩子辗转流落上海,被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收留。那家男人是码头工人,女人病弱,把仅有的口粮省给他。可好景不长,男人在冲突中丧生,女人不久也病逝。族里人赶来,说这“来路不明”的孩子是祸根,要把他送走。父亲在一个雨夜跑了,再没回去。 “他后来托人打听过,那家人……都没了。” 陈阿婆拍拍我,“你爸这一生,大约是觉得占了别人的命,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欠着的。” 我回到空荡荡的老屋,重新翻开相册。在最后,发现一页手写的汇款单存根,收款人地址是上海某福利院,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,直到父亲退休。金额永远不多,刚好够一个孩子的基本生活。附言栏里,同一行字重复了无数次:“请代为问候,弄堂3号,槐花树下。” 窗外暮色四合。我忽然理解了父亲那些深夜的沉默,那些对沪上旧闻的偏执,那场病中无端的呓语。他的秘密不是罪孽,而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,一道他背着走完一生的、关于“被给予”与“给予”的债务。他一生谨慎克己,大约是觉得唯有如此,才能对得起那对素未谋面、却用命换他一条生路的陌生人。 有些秘密不是为了掩埋,而是为了在漫长的岁月里,替某个人,默默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