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子口的铁皮招牌锈得只剩半个“黑”字,老台北人都知道,过了中山 junction 往窄巷里钻三分钟,就是那间没人敢住满七天的黑猫旅社。我祖父生前是附近修鞋匠,总在雨夜压低声音说:民国三十八年,有个穿长衫的客人提着樟木箱住进去,第二天箱子还在,人没了,只留下只黑猫蹲在窗台。 旅社是日据时期的两层木造楼,外墙爬满九重葛。前些年听说要拆,几个大学生进去拍纪录片,带出的影像里,总有个模糊的黑影在二楼走廊晃悠,像穿旗袍的女人。更邪乎的是,每个住客离开前,都会在登记簿上画一只猫——有人画得憨态可掬,有人笔锋凌厉得像要抓破纸页。 去年冬天,我为了写城市边缘空间调查报告,硬着头皮住了进去。走廊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,空气里有樟脑和旧报纸混合的气味。半夜我被水滴声吵醒,顺着声音摸到楼梯转角,看见一只纯黑猫蹲在消防栓上,绿眼睛在黑暗里发光。它不叫,只是静静看着我,我忽然想起祖父的话:黑猫不叫,说明它看的是“东西”而不是人。 第二天退房时,老板娘递给我一把黄铜钥匙。“送你了,”她眼皮都没抬,“前个租客留下的,说用这把钥匙能打开旅社真正的门。”我掂量着钥匙,冰凉的,齿痕磨损得厉害。走出巷子时回头看了一眼,二楼窗户后似乎有影子一闪而过,像旗袍下摆。 后来我在市档案馆查到,这栋楼最早是日本官员的单身宿舍,战后转手给一位上海来的寡妇。她养了七只黑猫,某天突然失踪,旅社从此以“猫”为名。那把钥匙的编号对应着楼里一个被水泥封死的储藏室,据说是当年寡妇藏重要物件的地方。 现在我把钥匙挂在书桌前,偶尔夜深人静,会听见极轻的猫爪刮擦声——不知是从记忆里传来,还是从那个被遗忘的储藏室里。这座城总有些角落,时间走得特别慢,慢到能让一只猫守候六十年。而所有匆匆的过客,不过是它瞳孔里一掠而过的光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