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轮碾过G312国道坑洼的沥青,发出沉闷的呻吟。这是一辆1987年出厂的解放牌卡车,蓝色漆皮剥落处露出赭灰色的锈,驾驶室顶棚加焊了粗糙的铁栅栏——它此刻是一辆囚车,正沿着河西走廊向西行驶。车斗里坐着七个人,手铐与脚镣在颠簸中轻轻撞击,发出细碎的金属回响。 最老的那个叫陈伯,六十二岁,原县农机厂会计。他罪名是“传播错误言论”,卷宗里夹着一份油印的《参考消息》摘抄。车窗缝透进的西北风沙,让他不断眯起眼睛。他记得上个月被带走时,妻子正在晒红薯干,晒了一地金红色的薄片。现在那些薄片该被雨打烂了。 最年轻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,叫林溪,师范学院学生。他是因为在宿舍朗读惠特曼诗集被举报的。手铐边缘磨破了他腕间皮肤,渗出血珠,在灰蓝色囚服袖口洇开一朵小花。他总盯着戈壁滩上偶尔出现的骆驼刺,那是一种在极端干旱中也能活下来的植物。 开车的姓赵,退伍兵,沉默得像块石头。他每隔两小时就要下车检查轮胎,顺便抽烟。戈壁滩的落日大得惊人,血红地沉下去,把沙丘拉出长长的影子。赵的烟头在暮色里明明灭灭,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。 “往哪送?”陈伯终于开口,声音干得像风滚草摩擦。 “玉门以西,”赵吐出一口烟,“劳改农场。” 没人再说话。远处祁连山雪顶泛着冷光,近处废弃的烽燧墩子蹲在荒原上,像巨兽的骸骨。这路线陈伯熟悉——三十年前他当公社通讯员时,常骑车沿这条路送公粮。那时每个道班都有热茶,每个 checkpoint 都敬烟。如今道班拆了, checkpoint 的检查员换了便装,但盘查的手势还是一样的。 凌晨三点,车在疏勒河边停下。赵说发动机有点问题,需要检查。所有人被押下车,脚镣在碎石路上拖出刺耳的声响。河水在月光下泛着碎银般的光,清冷地流淌。林溪忽然蹲下,捧起一捧水喝。守卫没阻止——这水太凉,凉得让人清醒。 “它流向哪里?”林溪问。 “罗布泊,”陈伯说,“不过现在可能到不了,上游都截住了。” “总归是西边。” “西边是塔克拉玛干,”赵冷不丁插话,“进去就出不来了。” 但陈伯注意到,赵说这话时,眼睛望着的是祁连山的方向。那里有他家乡的煤矿,有他女儿出嫁的镇子,有他母亲埋着的小山坳。西行囚车的目的地是荒原,但所有人心里的罗盘,都固执地指向东方。 天快亮时车重新启动。陈伯看着车斗缝隙里透出的、越来越淡的星空,忽然想起《尚书》里的话:“日月运行,一寒一暑。”这囚车正载着几个“错误”的人,驶向一个“正确”的季节。而戈壁滩上的骆驼刺,正在某个无人知晓的沙窝里,悄悄抽出新芽。 车轮声继续碾过无边的寂静。西行,西行,仿佛只要一直向西,就能追上昨天那个再也回不去的黄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