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宅的阁楼总在梅雨季泛潮。这次回来,是为了彻底清理。阳光从瓦缝漏下,尘埃在光柱里缓慢沉降,像一场微型的雪。我踩上吱呀作响的木梯,手电光扫过堆积的旧物——褪色的毕业照、干枯的标本、一沓无人认领的情书。时间在这里凝成琥珀,而我是闯入的虫子。 最深处是那只铁皮糖果盒,母亲生前总说里面藏着我的胎发。打开时,锈迹簌簌而下,里面没有胎发,只有一叠用麻绳捆好的信。信封已脆黄,字迹被潮气晕开,像哭过的脸。我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,父亲抱着纸箱出门,背影在梧桐树下缩成一个小点。母亲站在门槛边,手里捏着这些信,指节发白。那天之后,父亲的名字成了家里最安静的禁词。 我盘腿坐在尘灰里读信。不是情书,是父亲写给某个“阿青”的日常——菜市场的鱼价、巷口修鞋匠的手艺、他新学会的烤红薯技巧。没有爱,也没有恨,只是把日子切成薄片,晾在信纸上。最后一封日期是母亲病逝前一周:“今天路过老桥,槐花落了一地。她总嫌槐花甜腻,如今倒觉得,腻就腻些吧。” 信纸背面有干涸的水渍,分不清是雨是泪。 阁楼突然很静。远处有收废品的喇叭声,楼下母亲种的茉莉被风吹落,在瓦片上碎成细白。我抱着铁盒下楼,在院子里挖了个坑。泥土湿润微腥,像大地在呼吸。我把信一页页放进去,没有点火。潮湿的纸很快与泥土相融,字迹在黑暗里溶解,如同从未存在过。填土时,铁盒边缘刮过掌心,一道细红的血痕慢慢浮起。 黄昏时分,我把老宅钥匙交给了中介。出门前最后回望,阳光正斜斜切过二楼的窗棂,照亮空气里最后几粒浮尘。它们旋转着,轻盈得没有重量,然后慢慢沉落,沉进那些刚刚填平的、再也无人知晓的坑里。 巷口卖栀子花的婆婆递我一串花苞:“新摘的,香得很。” 我接过来,指尖沾上湿润的绿意。转身时,风把老宅的门吹得吱呀一响,像一声悠长的叹息。我握紧花枝,往前走。身后,整条巷子渐渐沉入青灰色的暮霭,而前方街灯次第亮起,暖黄的光晕里,新开的面包店飘出焦糖与酵母的气息——那是一种被时间烘烤过的、活生生的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