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年代那会儿,东北的冬天冷得能冻掉下巴。我家仓房里的半头猪刚腌上,五口人的嚼谷就悬在梁上了。爹走那年,留下五个嫂子,最大的大嫂刚满三十,最小的五嫂才二十二。村里人都说老宋家这日子,过不下去了。 我那时候刚退学回来,十七八的小子,攥着镰刀站在仓房门口,心里发狠:这仓门,只要我还能喘气,就不许谁动一指头。 大嫂是撑家的顶梁柱,可腰有旧伤,一弯腰就直哼哼。地里收的苞米,她得蹾半天才能挪动一麻袋。我就抢过来,脊梁骨压得咯吧响,也一声不吭。二嫂性子软,被族里几个老东西挤兑分家时,差点把祖传的菜园子让出去。我抄起铁锹站她跟前:“地界桩子在这儿,谁动试试?”三嫂最要强,可男人走得早,孩子半夜发烧,她抱着跑十里雪路去卫生所。我追上去,把大衣裹在孩子身上,自己冻得嘴唇发紫。四嫂嘴笨,卖山货总被压价,我跟着去集上,攥着秤砣跟人争得脸红脖子粗。五嫂最小,原本在县里缝纫厂,厂子一黄,回来只会抹泪。我教她编柳条筐,笨手笨脚学了半月,第一个卖出去的筐,换回来两斤白面。 最紧的是腊月二十三。族里老栓叔叼着烟袋,说我家“阴盛阳衰,守不住仓”,想把仓房赁出去一半。大嫂没吭声,攥着扫帚的手在抖。我把刚蒸好的白面馒头端出来,五个嫂子,一人一个,剩下的全码在老栓叔跟前:“仓里肉满着,心里也满着。您要是饿了,吃馒头;要是想动仓,先过我这关。”那晚风大,仓房窗户纸哗啦响,像在给我撑腰。 开春解冻时,仓里的肉少了三分之一。但大嫂的腰养好了,二嫂能独自去集上,三嫂的孩子考上了县中,四嫂的柳编成了俏货,五嫂甚至攒钱买了台二手缝纫机。去年收成好,仓里又满了。昨儿大嫂炖了酸菜白肉,五个嫂子围一桌,酒盅碰得叮当响。五嫂忽然说:“小弟,当年你护我们,图个啥?” 我扒拉着碗里的饭,没抬头:“仓里肉满着,心里才踏实。咱们是一家人。” 窗外,新下的苞米堆在院心,金灿灿的,把天都映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