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零让你调解矛盾全员离婚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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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秋，北风卷着黄土疙瘩拍打在村口的土墙上。我作为村里唯一识字的调解员，揣着公社发的红皮笔记本，踏进了老李家的院子。堂屋里，老李头蹲在炕沿抽烟，烟锅里的火明明灭灭；他媳妇坐在板凳上，眼睛肿得像核桃；儿子李强在墙角磨菜刀，刀刃刮过磨石的声音让人牙根发酸。 “都是为了那块宅基地。”老李头吐出一口烟，烟雾后的眼睛躲闪，“他王伯家多占了半尺，我堵了他三年的水路。” 我摆开调解架势，先谈邻里和睦，再讲生产队分粮的旧账。可说着说着，老李头的烟锅突然磕在炕沿上：“我受够了！这日子过得像两具尸体躺在一个炕上！”他媳妇猛地抬头，眼泪终于砸下来：“你当年娶我时咋说的？现在嫌我生不出儿子？” 调解渐渐失控。李强突然把菜刀拍在桌上：“爹，娘，你们离了吧。我跟着我舅去黑龙江伐木，这破房子你们谁爱要谁要。”我慌忙去拦，却听见老李头嘶哑着嗓子说：“离！都离！你妈跟你二舅早就有影儿了！” 空气冻住了。原来三年前那个雨夜，老李头看见妻子和二舅在玉米地里说话，从此便用沉默当鞭子，抽打着所有活物。而李强辍学去修水库，也是因为听见村里传他“野种”的闲话。 我张着嘴，红皮笔记本从手里滑落。我想起公社书记的话：“调解就是和稀泥，把矛盾揉软了糊上。”可眼前这三个人，像三块被雨水泡透的土坯，轻轻一碰就碎成渣。 三天后，我眼睁睁看着老李头揣着离婚协议去了公社。他媳妇卷着蓝布包袱跟二舅走了，包袱里只装了三双纳好的千层底。李强真去了黑龙江，走时在村口老槐树下回头喊了我一声：“叔，你那天要是没来，我们兴许还能凑合着过。” 如今我常想，有些伤口本来结着痂，偏要有人急着揭开创可贴，结果血流得更凶。那个年代的婚姻像补丁摞补丁的棉袄，看似厚实，内里早已千疮百孔。而我这双试图缝补的手，也许正是最后一根扯断棉线的针。 村里后来再没人找我调解离婚。人们说起老李家，总叹口气：“作孽啊，好好的家，让调解给调解没了。”可我知道，那根本不是调解——那是揭开锅盖时，一股积压了二十年的蒸汽，终于冲破了锈死的锅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