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跪在父亲冰冷的尸体旁,看着那滩刺目的血漫过青砖缝。母亲被架走时回头的那一眼,像烧红的铁钎烙进我十七岁的骨头。他们说我疯了,竟在葬礼上笑出声——因为我终于看清了,这场“意外”背后,站着三个曾经把我捧在手心的男人。 我把自己做成最精美的诱饵。用母亲最后的值钱首饰开了间画廊,专收那些“失意艺术家”的烂画。每幅画都藏着微型摄像头,每杯递过去的威士忌都加了微量致幻剂。陆明远第一个上钩,这个当年跪着求婚的银行家,如今在幻觉里撕扯自己头发,哭喊着“那笔钱不是我一个人贪的”。他供出陈国栋时,我正在喂画廊后巷的流浪猫。猫蹭着我的裙摆,我摸出录音笔按下停止键。 最艰难的是对林修。他成了我画廊的常客,总在黄昏出现,点同一杯美式,看同一幅海岸风景画。有次他忽然说:“你眼睛很像她。”他口中的“她”,是我母亲。那一刻我手指掐进掌心,却笑着递过新画册——里面是他和情妇在澳门赌场的照片。他脸色骤变那瞬,我递过去的咖啡杯轻轻晃了晃。 复仇不是快刀斩乱麻。我让他们自己一点点咬断自己的喉咙。陆明远挪用公款东窗事发时,我在拍卖会买下他妻子最爱的珍珠项链;陈国栋的情妇卷款跑路那晚,我把录音寄给了他刚考上名校的儿子。林修最讽刺,他竟在精神病院找到“解脱”,每天对着墙喃喃“对不起”,而墙的另一面,是我用他当年追求母亲的方式,将他最珍视的学术声誉一点点剥下。 最后那场雨夜,我回到烧毁的老宅废墟。焦黑的梁木下埋着父亲的怀表,表盖内侧有他年轻时刻的字:“给阿阮,愿永不被迷雾困住。”我摩挲着表盖,突然泪流满面。原来复仇不是猎杀,是把自己也活成一面镜子——照出他们所有不堪时,我也早已千疮百孔。 三个月后,我在异国小镇开了家真正的小画廊。阳光透过百叶窗,在未干的水彩上切出条纹。有游客问画中反复出现的荆棘鸟是什么意思,我擦着画笔说:“传说它一生只歌唱一次,用胸口抵着最锋利的刺,把血染红整个天空。” 其实我撒了谎。荆棘鸟的传说,是它找到荆棘前,已经先把自己唱成了灰烬。而我的灰烬里,终于长出了不带倒刺的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