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代我在58有块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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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8年开春，我攥着分到的“58号田”地契，站在北大荒的泥泞里发抖。这块被当地老农称为“咬骨头”的洼地，春天泛着白碱，秋天涝得插不进镰刀。队长拍我肩头：“小陈，这地认人，你跪下来侍弄它，它就给你饭吃。” 头年夏天，我学会光着脊背犁地，让牛鞭子抽在背上火辣辣地疼。老把式王大爷蹲在田埂抽烟：“你这城里的学生，知道为啥叫58号？五八年开发的第八块洼地，前七个都撂荒了。”他抓起把土搓碎，碱面从指缝簌簌落下，“得用汗水泡软它。” 秋收时我真正懂了这地。谷穗沉得割不完，可打场时碱土混着谷粒，扬三遍都飘着白花花。我抱着空麻袋在谷堆旁哭，王大爷默默递来半块杂面饼：“哭啥，碱土里长出的粮食，熬粥最香。”那晚我们围着火塘喝碱粥，他讲起抗战时这地方连野菜都挖绝了，“人能饿死，地不能荒”。 第三年春天，我在田头挖出半截锈蚀的犁铧，旁边躺着个褪色的搪瓷缸，缸底刻着“王铁柱 1958.4.12”。王大爷突然不说话了，当晚多喝了二两烧酒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他牺牲的兄长——开垦这块地时被塌方埋进去的。 如今我回城四十年，去年特意去看58号田。承包户开着收割机在作业，谷粒在传送带上金灿灿地流。老把式们早没了，可田埂上那排他们当年栽的杨树，已长成望不到头的绿墙。我抓把土攥紧，碱粒硌着掌心，却闻到了混着汗味的谷香。 这块田教会我的不是种地，是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