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,老陈的修车铺卷帘门刚放下半截,就听见隔壁“玫瑰园”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尖叫,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。他攥着扳手的手紧了紧,终究没敢出去看——这地界,看多了,命就不是自己的了。 “玫瑰园”是这片红灯区最老的场子,外墙的粉色瓷砖剥落大半,露出底下发黑的混凝土。白天它像个风烛残年的老妓,夜里却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和永不熄灭的霓虹招牌,把南来北往的醉汉、贩子、还有寻找刺激的年轻人,一股脑吞进去。血,在这里并不稀奇。但昨晚的血,格外不同。死者是“玫瑰园”的招牌阿珍,三十出头,湖南人,一双丹凤眼总含着笑。她倒在后巷堆满垃圾的角落,喉咙被割开,像一只被开膛的鱼,身下那滩血在雨水里漫开,渗进“禁止倾倒垃圾”的斑驳标牌缝隙里。最诡异的是,她手里紧紧攥着半张撕碎的彩票,日期是昨天,头奖号码正是她生前常念叨的“儿子大学学费”。 警察来得很快,封锁现场像演练过无数次。老陈从门缝里看见,穿制服的和便衣的混在一起,烟雾缭绕。一个便衣蹲在尸体旁拍照,眉头紧锁,对旁边年轻警员低声说:“你看她指甲缝,有深蓝色纤维,不是她自己的衣服。”年轻警员点头,又嘀咕:“最近这片扫黄风声紧,是不是……灭口?”便衣没接话,只踢开脚边一个空酒瓶,玻璃碴混着血水溅到他皮鞋上。 消息像野火在红灯区蔓延。阿珍的“姐妹们”在暗处交头接耳,声音压得比雨声还低。“她最近常去‘好运来’彩票站,一坐就是半天。”“前天有个穿深蓝色夹克的男的找她,在巷口嘀咕半天,她后来脸色发白。”“她攒的钱,说是要给老家儿子凑学费,谁信呢?这地方,能存下钱?”话语里没有悲伤,只有一种被生活磨钝的、事不关己的警惕。 老陈想起阿珍。她偶尔来他铺子借工具,修自行车链条,手指纤细却有力。她总穿得比别人整齐些,头发一丝不苟挽起,会在付钱时悄悄多塞一块钱,说“给孩子买糖”。他接过,沉甸甸的。这地方的孩子,大多在巷弄里翻垃圾桶,眼睛脏兮兮的,看人像看仇人。 案发第三天,那个常来“玫瑰园”的混混“刀疤刘”被带走了。据说他案发当晚穿的就是深蓝色夹克。但第四天,他又晃荡着出现了,下巴上新添的淤青在昏暗灯光下泛紫,对围上来的小弟咧嘴一笑:“误会,纯误会。警察叔叔查清了。”他眼神扫过人群,最后落在老陈卷帘门的缝隙上,停留了一秒。老陈立刻缩回头,心脏狂跳。那眼神里没有威胁,只有一种更深的、空洞的疲惫。 案子最终以“情杀,嫌疑人已畏罪潜逃”结案。阿珍的“姐妹们”照旧在霓虹灯下揽客,只是偶尔有人会朝后巷多望一眼。老陈的修车铺依旧开到凌晨,只是现在,无论多晚,他都会把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,再抵上铁棍。雨又下起来了,冲刷着巷壁上的污迹和不知是谁喷的、已经模糊的“还我血债”的白色喷漆。霓虹灯“玫瑰园”三个字,在雨幕中一明一灭,像一颗溃烂的、不肯闭合的眼睛。血渗进地砖的每一道缝,而生活,像这永不停歇的雨水,只是继续往下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