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的冬夜,北风卷着煤灰抽打着糊着旧报纸的窗户。我捏着刚从粮店换来的半斤玉米面,指尖冻得发麻——这具身体的原主,是个在纺织厂干粗活的单身汉,屋里除了板床和瘸腿的桌子,只剩墙上褪色的“先进工作者”奖状。重生第三天,门就被砸响了。 门外缩着个穿蓝布棉袄的女人,头发被风吹得贴在额角,露出半道紫红的疤痕。她怀里裹着个脏兮兮的包袱,看见我时突然跪下来,膝盖砸在冻硬的泥地上。“陈工…求您收留小穗。”她嗓子哑得像砂纸磨木头,“我明天就要被遣送回原籍了,孩子不能跟我走。” 我僵在门口。小穗——我前世的妻子。她1966年跟着资本家父亲挨斗时,我亲手把离婚报告递进了革委会。后来听说她疯了,在南方某个劳改农场失踪。可眼前这女人分明是她,只是眼角多了风霜,怀里包袱窸窣响,像有只小猫在挣扎。 “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收留她?”我听见自己用陌生的腔调问。 她猛地抬头,眼睛在昏暗路灯下灼亮:“因为上个月…你偷偷往我娘家送了二十斤大米。” 我后背一凉。那是原主干的蠢事,为了讨好厂里书记的远房表妹——也就是她。可这女人怎么知道?她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,里面躺着半块化了的麦乳精,还有张我年轻时在红旗照相馆拍的照片,背面有铅笔写的字:“给穗穗,永远。” “1976年清明,你在我父亲坟前烧了这张照片。”她眼泪砸在铁皮盒上,“你说…你说如果还有来世,一定接我走。” 风突然灌进来,吹得煤油灯乱晃。我看见她棉袄肘部磨出了棉絮,右手虎口有新鲜的烫伤——像刚用过烙铁。远处传来居委会的广播声,正在宣读遣返名单。 “她为什么不能跟你走?”我问。 包袱突然剧烈晃动,一只小手伸出来,抓住我的裤脚。是个七八岁的男孩,眼睛像极了她,此刻正用方言哭喊:“阿妈,我怕黑…” 女人把脸埋进包袱,肩膀塌下去:“他生下来就有哮喘…原籍没人管。” 我弯腰,碰到孩子冰冷的手指。那瞬间,原主的记忆轰进来:纺织厂医务室,1969年冬天,她挺着大肚子跪在雪地里求我给个批条开药。而我在看《毛选》第五卷。 煤球炉子的火苗“啪”地炸开。 我抓过墙上的军大衣裹住孩子,另一只手扶起她:“先进来。但有个条件——” 她猛地抬头,眼里燃起光。 “你得告诉我,”我盯着她疤痕,“1978年冬天,谁在背后给你撑腰?” 窗外,1978年的第一场雪,终于落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