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价贬值，月薪三千的我回家过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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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票是提前一个月抢的，硬座，十九个小时。我攥着皱巴巴的三千块工资，盘算着今年给爸妈买什么。去年还能带点保健品，今年打开购物软件，一看奶粉价格，手抖得差点摔了手机。 到家时天擦黑，巷口那家开了二十年的杂货店，招牌换了，叫“高端年货礼盒专营”。我探头看，一盒巧克力抵我半天工资。妈在厨房忙活，端出自制的腊肠，油亮亮的。“你爸非说要买新冰箱， old one 总嗡嗡响。”她擦着手笑，“你猜多少钱？四千八。”我捏着筷子，突然觉得碗里的饺子没了滋味。 年夜饭桌上，表弟掏出新手机，屏幕亮得晃眼。“姐，你现在月薪多少啊？”七大姑端着酒杯凑过来。我张了张嘴，最终只说：“够花。”其实够什么？够交房租，够吃两顿火锅，够在超市里对着价签犹豫十分钟。 夜里躺进从小睡到大的床，天花板还是那道裂缝。隔壁传来爸妈压低的说话声：“……别跟孩子提借钱的事，她在外头也不容易。”我闭上眼，想起小时候偷压岁钱买烟花，妈追着打我，骂的是“乱花钱”。如今她连菜市场都要比三家，为省两毛钱走两站路。 清晨被鞭炮声吵醒，窗玻璃蒙着水汽。爸在院里劈柴，背驼得像张弯弓。我忽然想起上个月同事说，他们老家猪肉涨到三十一斤。“爸，”我嗓子发紧，“今年我多留几天。”他回头，斧头悬在半空，阳光劈开他花白的头发。 其实我想说的是：钱薄了，日子还得过。只是下次回家，得先学会把叹息折成纸船，放在初一的河里，漂得远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