街角的梧桐褪尽了叶子,在2020年最后一天的傍晚,裸着灰白的枝桠戳向天空。我站在公寓十七楼的窗边,看楼下便利店亮起一贯的暖黄灯光,收银台后站着戴口罩的姑娘,正低头整理一叠硬币。这座城市从未如此安静过,连汽车驶过沥青路的声音都像隔着棉被。远处某栋楼的轮廓在暮色里融化,像一块正在化开的冰。 我忽然想起2019年的除夕,整条街挤满举着荧光棒的年轻人,有人踩在共享单车上高喊“新年快乐”。那时我们以为糟糕的日子总会过去,就像感冒总会痊愈。可当时间真正走到这个关口,等待却变成了一种缓慢的锈蚀——每天醒来先看新增病例数,像查看自己渐弱的脉搏;冰箱里囤着够吃两周的速冻水饺,却总在深夜拆开一包薯片。母亲在家族群里发来视频,她背后贴着“2021必须健康”的便签,胶带边缘已经卷起。 楼下忽然传来孩童清亮的笑声。两个穿羽绒服的小男孩正在路灯下追逐,口罩拉到下巴处,呼出的白气在灯晕里缠绕。他们追逐的皮球撞上消防栓,又弹回空荡荡的广场。这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元旦,父亲总在零点前五分钟把我叫醒,说“新年第一缕阳光要带着希望接住”。可今年连日出都显得犹豫,六点四十分的东方只泛起蟹壳青。 手机屏幕亮起,朋友发来跨年演唱会的链接,虚拟观众席上飘过无数“2021请对我好点”。我关掉页面,打开冰箱取出一盒牛奶。玻璃瓶身结着细密的水珠,像某种易碎的承诺。忽然明白,我们等待的或许从来不是某个具象的年份,而是那个坚信“明天会更好”的自己——那个会在元旦清晨踮脚接住阳光,敢把愿望折成纸船放进溪流的自己。 远处传来隐约的跨年钟声,不知是哪座商场在提前预热。我拉上窗帘,把渐暗的天空关在外面。床头柜上的日历停在12月31日,明天要撕掉的那页纸,边缘已经被手指摩挲得发软。等待原来不是静止的,它像此刻窗外的夜色,正在一分一秒地,把自己熬成黎明前的灰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