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台上,绿皮火车喷着浑浊的白气,像一头疲惫的老兽。父亲把我的行李箱往车厢下塞了塞,铁皮与站台边缘磕碰出闷响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袖口磨出了毛边。我们之间隔着半米,刚好是两个人同时伸手够不到彼此的距离。 “到了那边……按时吃饭。”他说话时没看我,盯着车轮下渗出的黑色油渍。我点点头,喉咙里像堵着车站广播里常年漏电的杂音。母亲在另一侧车窗边,把一袋煮鸡蛋塞给邻座大妈,拜托她“我家孩子晕车”。其实我从不晕车。她转身时,我瞥见她快速抹了下眼角,动作轻得像拂去一粒尘。 汽笛突然长鸣。父亲后退半步,脚碾碎了一只空烟盒。我想起十二岁那年,他骑二十八寸自行车送我上学,后座太高,我总像骑在一匹摇晃的马上。有次暴雨,他把整个雨衣裹给我,自己淋成水鸡,还笑说“男人不怕水”。那时告别很简单,不过是早晨出门时喊一声“爸,我走了”,晚上回来推开门喊“爸,我饿了”。 火车缓缓动了起来。母亲踮起脚,手指在车窗上划了两下,像在写什么,又像只是无意识地描摹玻璃上的雾气。我忽然看清她指甲缝里还沾着早上煎蛋的油星。父亲举起手,挥到一半又放下,改成去摸裤袋——那里总装着给我准备的晕车药,塑料包装被体温焐得发软。 车轮与铁轨的接缝处开始规律地哐当、哐当。我张了张嘴,看见对面月台柱子上,一只麻雀正啄食不知谁撒的碎馒头屑。那声“再见”终究卡在齿间,混着站台广播里甜腻的女声:“请旅客们注意脚下缝隙……” 火车加速,月台开始后退,父亲的身影缩成蓝点,母亲的红头巾最后闪了一下,像滴血落在青灰色的水泥地上。 现在,我坐在摇晃的车厢里,手里攥着那张没送出的照片——昨天偷偷拍的,他们站在院子里浇花,父亲弯腰,母亲伸手挡他额头的汗。照片背面有铅笔写的日期,被我的拇指磨得发毛。窗外掠过的电线杆排成逃逸的线,把站台、铁轨、两个佝偻的影子,都切成碎片。 原来最深的告别,发生在车轮转动之前。当所有“路上小心”“多穿衣服”的叮咛都说完,当眼泪被生生逼回眼眶,当行李架上那个褪色的帆布袋突然露出一角——那是父亲结婚时用的,里面装着我小时候的奶瓶。有些话不必说,因为早已长进彼此骨头的缝隙里:他低头时永远先迈左脚的习惯,她切菜时总把肉丝摆成月牙的形状。它们比任何告别都重,在往后所有没有他们的晨昏里,轻轻一碰,就震耳欲聋。 火车钻入隧道,黑暗吞没一切。在完全的寂静里,我忽然听见十五岁的自己,在放学的巷口大声喊:“爸!我考了第一!” 那声呼喊穿过二十年光阴,此刻正与车轮声共振,在胸腔里凿出一道永不愈合的隧道。而出口的光亮处,站着两个永远在挥手的人——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长得足以覆盖此后所有,我独自走过的黄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