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口那棵老槐树秃了,枝桠刺着铅灰的天。我提着行李箱碾过枯叶时,忽然听见头顶一声雁鸣——很清,裂开冻僵的空气。抬头只看见三只灰影,排成人字,急急地往南飞。 这城里少见雁了。小时候在乡下,秋末冬初,雁阵过处,瓦蓝的天会被划出几道深痕。祖母总在篱笆边仰头看,说:“领头的是老雁,它认得回家的路。”她说话时,手在蓝布围裙上擦了擦,转身从腌萝卜的陶罐里摸出两个红柿子,塞给我和弟弟。红柿子皮薄,咬开有沙沙的籽,甜里带一丝涩,像那时候的黄昏。 后来我离家上学,再后来留在城市。每年雁过,祖母会打电话来,絮叨“雁又来了,你那边冷不冷”。电话那头的背景音里,总有收音机咿咿呀呀的评书声,还有她喂鸡时撒谷子的哗啦声。三年前她走了,老屋空着。去年父亲把老屋钥匙交给我,说“你收着,落叶归根总要有处落”。 前日整理旧物,在樟木箱底翻出祖母的蓝布围裙,叠得方正,角落绣着一枝歪斜的梅。围裙里裹着半张发脆的纸条,是弟弟稚嫩的笔迹:“姐姐,雁来了,奶奶蒸了枣馒头。”字迹被水渍晕开,像泪痕。 今早路过旧巷,竟见墙根蹲着个老人,也仰头看天。他穿洗白的军大衣,手里拄着拐杖,指节粗大。我停住,听见他喃喃:“今年的雁,晚了七天。”风掀起他帽檐,露出稀疏的白发。我忽然想,或许我们都在等——等一些注定迟来的东西,比如一季雁,比如一句没说完的话,比如一个永远在归途上的人。 雁阵早已不见。天边剩一抹淡赭,像褪色的帛书。我继续往前走,行李箱轮子轧过坑洼,发出咕噜咕噜的响。巷子深处,不知谁家煤炉飘出烟味,混着新蒸馒头的麦香。这味道让我想起祖母的围裙,想起红柿子的甜涩,想起她说“老雁认得路”时,眼里映着南飞的雁影。 原来归途从来不是地图上的点。是冻土下蛰伏的根,是风里辨认旧巢的翅膀,是当你以为忘了,却突然在某个寻常的傍晚,被一声雁鸣,连根拔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