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在世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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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口那盏昏黄的路灯，坏了三年了。每次路过，我总会下意识抬头，仿佛还能看见那个佝偻的身影，蹲在电线杆下，用绝缘胶带一圈圈缠着裸露的线头。父亲是个寡言的维修工，他的手永远带着机油和铜锈的味道，能修好全镇的钟表、自行车、收音机，却似乎总也修不好我们之间那点微妙的距离。 我少年时最恨他在家长会上出现。洗得发白的工装裤，裤脚还沾着泥点，和周围体面家长格格不入。他从不说话，只是坐在最后一排，笨拙地记着老师批评我的话。散会后，他默默推起那辆老凤凰牌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我沉甸甸的书包。回家要经过很长一段土路，坑洼里积着雨水。他骑得很慢，车轮碾过水洼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我坐在后座，盯着他宽厚的、被汗水浸透的衬衫后背，突然想，如果他能像修好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一样，把我也“修”成让他骄傲的样子该多好。 真正读懂他，是在我成为父亲之后。某个加班的深夜，我抱着发烧的孩子在急诊室排队，焦灼地来回踱步。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的打火机——那是父亲去年硬塞给我的，他说“修表的时候点蜡用”。金属外壳已被磨得温润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他无数个深夜，在昏暗的作坊里，就着一盏旧台灯，戴着老花镜，用镊子夹起比米粒还小的齿轮。他的世界那么小，小到只有方寸工作台；他的世界又那么大，大到能装下全镇人坏掉的生计与希望。他给我的，从来不是言语的教诲，而是一种近乎本然的“在场”：你在，我就在；你需要，我就能顶上。 父亲走得很突然，像一盏烧尽的灯。整理遗物时，我在他常年坐的旧藤椅夹层里，发现一本硬壳笔记。里面没有日记，只有密密麻麻的表格：1987年3月12日，修好李会计家收音机，收费5元；1995年9月1日，儿子小学报到，买新书包23元……最末一页，是我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，他歪歪扭扭记下的：“娃有出息了，买了二两好酒。”字迹被水渍晕开，不知是汗水，还是别的什么。 如今我也会在儿子幼儿园门口蹲下，帮他系鞋带。他仰着脸问：“爸爸，你也会修东西吗？”我拍拍他沾灰的膝盖：“爸爸会的，可能就是修好你摔跤时的心情。”巷口的路灯至今没修，但每次路过，我仿佛看见两个身影：一个在灯下忙碌，一个在灯下等待。有些爱从不喧哗，它只是静静沉淀，成为你生命里最坚韧的基座——直到你成为别人的基座，才惊觉那沉默的厚度，原来就是山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