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的春天,城市在核酸喇叭声里反复醒睡。我缩在出租屋的窗帘后,刷着手机里关于“就地过年”的新闻,把母亲第37通电话按成了静音。她在城西的超市做理货员,从疫情暴发就没停过。“妈,你非要出去吗?”上个月吵架时我摔了碗,“同事妈妈都在家陪孩子!”电话那头是漫长的呼吸声,像生锈的齿轮在磨——“要发工资的。” 直到那个暴雨夜,我急性肠胃炎蜷在出租房地板上,摸到手机时竟下意识拨通了她的号码。四十分钟后,浑身滴水的母亲踹开了门,工作服套着雨衣,头发黏在额头的皱纹里。她跪在瓷砖上给我揉肚子,手指关节粗大变形,虎口有道新鲜的裂口。“超市消毒液太伤手……”她避开我的视线,却把我吐脏的枕头抱进怀里,“妈不疼。” 凌晨三点,我退烧醒来看她。她蜷在窄沙发上打盹,手里还攥着我的药盒。电视新闻正播放某地医护人员的画面,她突然惊醒,下意识摸向胸口——那里别着超市的廉价徽章。“昨儿有个老太太买不到退烧药,哭……”她嗓子哑得像砂纸,“我把自己的分给她了。”雨点砸在窗上,她忽然像孩子般慌乱:“你别告诉邻居啊,现在买药多难……” 第二天我跟着她去超市。货架像迷宫,她推着比人高的运货车,在奶粉区和速食区来回穿梭。有个年轻妈妈为抢最后一箱方便面尖叫,母亲默默把车推进角落,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塑料袋——里面是她省下的两包。“您自己呢?”对方愣住。母亲只是笑,露出缺了角的牙:“我闺女在家煮面呢。” 那天晚上,我煮了三碗阳春面。清汤浮着葱花,像小时候她总把荷包蛋藏进我碗底的模样。她吃得很快,汤滴在桌上也不擦。“妈,”我打断她,“超市还缺人吗?”她筷子顿住,汤面晃出细密的波纹。窗外,2022年的第一场雪正落下,覆盖着城市所有匆忙的脚印。原来有些爱从不说话,它只是沉默地站在你与深渊之间,把自己活成一道摇晃却始终不塌的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