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心深处19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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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的夏天，蝉鸣黏在闷热的空气里。父亲蹲在院门口，就着昏黄的灯泡，一遍遍摩挲一张盖着红章的表格。那是街道办刚发下的“个体户经营许可证”，墨迹未干，像滴在纸上的血。 母亲在里屋缝纫，针脚密得发紧。“你真要砸了铁饭碗？”她声音不高，针却刺穿了布料。父亲没抬头，手指划过表格上“废品收购”四个字：“厂里三个月没发工资了。小梅下月要交学费。” 小梅是我。那年我十岁，只记得父亲把搪瓷缸里的茶泼在地上，茶叶在黄土上缩成团。“从明天起，爸去收废品。”他蹲下来，平视着我，“有人笑，有人骂，你都别怕。爸捡的不是破烂，是日子。” 他真推着那辆加重飞鸽自行车出门了。车把两边挂着麻绳和铁钩，后座绑着发黑的棉被——那是他的“移动仓库”。起初，巷口卖豆腐的婶子见他绕道，邻居孩子跟在后面喊“收破烂的”。母亲把饭桌移到最里间，拉严窗帘。 转折发生在深秋。父亲收来一摞泛黄的旧书，其中有本《辞海》缺了封皮，却被废品站老师傅认出是民国版本。老师傅悄悄告诉他，有人专门收这类书。父亲揣着换来的三十七块钱，在灯下看了半宿。第二天，他不再沿街吆喝，开始骑车去更远的郊区，专收老物件：锈蚀的铜锁、缺了把手的茶壶、模糊的铜板。 那个春节，家里第一次包了韭菜猪肉馅饺子。父亲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，打开是半块银元，边缘已被磨圆。“老地主家藏的，藏在房梁夹层里。”他笑，眼角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，“往后，爸带你去更远的地方收‘故事’。” 多年后，我在整理遗物时，从父亲那本《辞海》里掉出1978年那张表格。背面有铅笔小字：“若小梅将来问起1978，就说爸做了个梦——梦见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咱家院子，把破棉被吹成了帆。” 原来他早就知道，有些东西比许可证更重要。比如，一个父亲如何在时代的裂缝里，把卑微的拾荒，走成了一场庄严的远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