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口的老钟表铺,招牌漆色斑驳。每天清晨六点,陈伯总会准时推开木门,挂上“修理”的牌子。他修表的手艺是跟父亲学的,指节粗大,却稳如磐石。隔壁李婶的早点摊支起来时,他会接过李婶递来的瓷碗,里面总是温着小米粥——这个习惯,从他们结婚第三年持续到现在。 他们的儿子在南方安了家,去年接他们去住,不到一个月,两人偷偷买了票回来。儿子在电话里叹气,陈伯只说了句:“你妈睡不着,这儿的床垫太软。”其实哪是床垫的问题,是这间铺子里,每一台老钟表都记得他们的年月。 陈伯修表时极静,李婶就在旁边剥毛豆。阳光斜进铺子,照见表盘上细密的划痕,也照见她花白的鬓角。他们很少说话,但陈伯修好一只怀表,会轻轻放在她手边;她剥好一碗毛豆,会推到他手肘旁。有次我拿父亲的老上海牌手表去修,陈伯擦着表蒙子说:“这表六十年代买的,你爸当年在钢厂,攒了半年工资。”他忽然抬头,“我们结婚时,你李婶陪嫁就是一只梅花表,后来被她不慎摔了,我修了三天。” 我后来才听说,李婶年轻时是厂里的广播员,声音清亮。陈伯是技术员,话少。文化大革命时,陈伯被划成“技术权威”,关在车间写检查。李婶每天去送饭,站在窗户外,不说话,只把饭盒举高。陈伯说,那时候他看不见她的脸,只看见饭盒上结的霜,和太阳照在她头发上的光。 去年冬天,陈伯病了一场。李婶守在床边,还是不说话。他退烧那晚,迷糊中听见她哼《洪湖水浪打浪》——那是她年轻时常播的歌曲。他伸手,她立刻握住。两人在黑暗里,静静握了一夜。 现在陈伯能下床了,依旧每天开铺子。只是修表时,偶尔会抬头看隔壁。李婶的早点摊收摊早,她会先回家热好粥,再回来帮他收工具。有邻居问他们怎么过了一辈子,李婶擦着桌子笑:“过日子嘛,就像修表,零件对了,它就走。”陈伯在旁边点头,用棉布细细擦拭一只老怀表,表盖内侧,刻着很小的两个名字。 巷子要拆迁了,铺子最后一天营业。黄昏时,陈伯把所有修好的钟表都上了弦。滴答声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响在一起,像心跳,像时光本身在说话。李婶把最后两碗粥放在小桌上,他们并肩坐着,看夕阳把满屋钟表染成金色。那些停摆的、走慢的、蒙尘的,此刻都在响。仿佛六十年烟火,终于在这一刻,轻轻说了句:我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