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轴吱呀,碾过黄昏的土路。老周头甩了个响鞭,枣红马喷着鼻息,蹄铁敲打石板的声音,像极了旧时戏班儿的开场锣。 “老爷子,您这车,能跑多快?”年轻的歌者阿青扶着车厢边缘,眼睛亮得惊人。他刚在镇上的酒馆唱跑了调,被哄出来时,怀里还揣着半块冷馍。 老周头没回头,只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:“快?当年我爹赶着这车送戏班子进京,三天三夜没歇脚。车轮子磨得冒火星子,车里还在唱《贵妃醉酒》。”他顿了顿,声音低下去,“现在?能安安稳稳拉到地儿,就成。” 阿青不说话了,只望着远处山梁上沉下去的太阳。他想起自己从小镇剧团被赶出来时,老师说的话:“嗓子是金,可这世道,金嗓子也砸不响。”他怀里揣的不是冷馍,是写满词的纸,被汗浸得发软。 马车拐上盘山路,风突然大起来。阿青听见自己的心跳,和着车轮的节奏。他清了清嗓子,一个音符试探着漏出来,轻得像片羽毛。 老周头却忽然笑了:“唱!这山路十八弯,就缺个响动!” 于是阿青真的唱了。不是酒馆里那些改良的流行调,是爷爷教他的、几乎没人再唱的秦腔老调。声音起初发颤,渐渐劈开风,撞在岩壁上,又弹回来,和马蹄声缠在一起。他唱《走雪》,唱《三滴血》,唱那些讲忠良、讲挣扎、讲天地不仁的故事。 老周头听得烟锅都忘了点。他想起父亲说过,当年戏班子进京,赶车的和唱戏的,在车上对了一路的戏。马车跑多快,调子就能飞多高。 “好!”老周头猛抽一鞭,马车真的快起来。风灌进阿青的喉咙,他的声音不再是一个人唱,像成了这山、这路、这天的一部分。他看见岩缝里挣扎的草,看见悬崖边逆风的鹰,看见所有被生活压弯又挺直的脊梁。 下坡时,车轻了,歌声也轻了,却更亮。阿青唱完最后一个拖腔,余音散在暮色里。老周头缓缓勒住马,指着前方:“看,镇子的灯。” 阿青望见一片暖黄的光晕,忽然明白了。马车从来不只是赶路的工具,是流动的舞台,是风与路合奏的琴箱。而高歌,从来不只是为了被听见,是在飞驰中,确认自己还活着,还热爱,还值得在这片土地上,留下一点滚烫的痕迹。 老周头跳下车,伸了个懒腰:“明儿我进城拉货,还走这条路。你呢?” 阿青跳下车,整了整衣领,把怀里发软的纸重新压平:“我跟你一起。老爷子,路上,我再给您唱个新的。” 月光升起来了,照着两行并排的蹄印,和一串渐渐远去的、清亮的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