职业女郎19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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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七年的香港，空气里总是浮动着一种即将破茧的躁动。我那时是中环一栋老式写字楼里最年轻的客户主任，每天踩着近乎折磨人的细高跟鞋，在弥漫着复印机油烟和廉价香水味的走廊里穿梭。办公桌是绿色的，电脑是笨重的奔腾处理器，屏幕保护程序是一群游动的热带鱼。那是个属于BP机、屯门货柜码头和《甜蜜蜜》的年月，而我们的战场，是铺着暗红色地毯的会议室。 我的上司，一个总爱抽雪茄、把“女孩子家”挂在嘴边的英国老头，曾在我第一次独立提案时，把方案摔在桌上：“小姑娘， comprehend（理解）这词对你是不是太重了？”我没哭，只是默默把被咖啡渍弄脏的页边注重新誊写了一遍。那晚，我对着维港夜景改了十七版PPT，直到东方既白。不是要证明给谁看，只是心底有个声音在说：这个时代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塌陷又重构，你不能停在原地。 九七年的职业女郎，活的是一套精密又脆弱的平衡术。上午还在为美资客户的预算案争得面红耳赤，下午可能要溜去铜锣湾的裁缝店，为晚上的商务晚宴修改旗袍开衩高度——太保守显得迂腐，太前卫又怕被称“不够庄重”。我们穿着Dior的套装，心里却揣着《易经》的变通。工资的大部分流向成衣店和口语培训班，剩下的，小心地埋进刚刚试水的蓝筹股里。我们这代人，第一批真正意义上“自己养自己”的香港女子，骨子里被两种东西拉扯：一是父辈教会的节俭持家，二是全球化浪潮催生的消费与自我实现渴望。这种拉扯，成了我们特有的精神胎记。 最深刻的烙印，来自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。公司裁员，气氛肃杀。我负责维护的一家日本客户，在风暴眼中摇摇欲坠。连续三周，我每天只睡四小时，白天谈判，晚上研究日本地产泡沫破裂后的企业心理。最后一次会议，对方代表是个目光如炬的老社长。他没谈条款，只问：“林小姐，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？”我放下手中数据，说：“过去是回不去了。但我们可以一起，在废墟上画一张新地图。” 他沉默良久，最终点了头。那单生意保住了，我也在二十五岁那年，第一次被冠以“专业”之名。这个词的分量，远胜任何一句夸奖。 如今回想，1997像一道门。门这边，是殖民尾声的余晖与惯性；门那边，是回归在即的惶惑与憧憬。我们这批职业女郎，恰是挤在门框上的那一代人。没有前辈的温床，也无后来者的坦途，只能用自己的脊梁，去丈量门楣的宽度。我们学的不仅是Excel和Presentation，更是如何在巨变的时代，保持灵魂的直立行走。那些被高跟鞋磨破的脚跟，被冷气吹僵的肩膀，最终都化作了身体里一根无形的钢骨。它不声张，却决定了你能在多动荡的格局里，稳稳地，立住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