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天,超市的罐头货架空了。我叼着半截烟,看老张用扳手砸开生鲜区的冰柜,冻鱼的血水混着碎冰碴子流了一地。远处传来消防车改装的高音喇叭声,某个幸存者团体在喊话,说政府在地下掩体留了最后一批抗生素。 我的对讲机在口袋里发烫。三天前它突然收到加密频道,只有一句话:“西郊粮仓,种子换子弹。”我摸了摸腰间的空弹夹,烟头烫到手指才回神。末日来临前,我是个农科院的研究员,专门改良抗旱小麦。现在这些知识屁用没有,人们只认子弹和罐头。 拐进小巷时,踩到一块碎玻璃。低头看见半张全家福,孩子笑得很开心,背景是去年植物园的郁金香花展。我踢开照片,继续往前走。巷口突然冲出个穿睡衣的女人,怀里紧紧抱着什么,头发乱糟糟盖住脸。她差点撞翻我,muttersomething about "he needs medicine"(他需要药),就跑远了。 粮仓在废弃的火车站后面。锈迹斑斑的铁门上挂着三把不同的锁,有人用喷漆涂了巨大的骷髅标志。我绕到后墙,掀开一块活动砖。这是我和前年认识的拾荒者定的暗号,那时我们交换过烟草和土豆种子。 砖洞后面是个生锈的铁皮桶,里面用油布包着东西。掀开时,除了预期的两盒消炎药,还有一叠手写信和一小包种子——是玫瑰,标签上写着“黑魔术”。信是前任写的,字迹潦草:“如果你看到这个,说明我可能没撑到地下城。记得我们结婚时你说过,想在末日种一片玫瑰园。种子是去年你送我的,一直没舍得种。” 最后一封信日期是灾难预警发布当天。她说把抗生素和种子藏在老地方,如果我活着找到这里,就替她看看春天。最后一句是:“别来找我,我在东区教堂地下室,门后有十字记号。” 我攥着种子站了很久。西风卷起尘土,像一场灰色的雪。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,有人在争夺地下掩体的入口。怀里种子很轻,轻得像从未存在过。我把抗生素分了一半留给巷口那个睡衣女人,用炭笔在铁皮桶内侧写:“种子已取,玫瑰会开。” 转身时,看见东边天际有飞机掠过,尾迹在灰蒙蒙的天空划出短暂的白线。不知道是救援队还是轰炸机。但这一刻,我突然想明白末日最残酷的不是死亡,是连种花的念头都变成奢侈。而有人即使在崩塌的世界里,依然为你留了一捧泥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