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总在午后拉着客厅那幅墨绿色绒布窗帘。不是全掩,是留一道三指宽的缝,像一只永远半阖的眼睛。我叫它“心之帘”。 我曾以为那只是她古怪的仪式——她必在两点整,用指尖将窗帘抚得笔挺,再从那道缝里,看楼下巷口。看卖豆腐的阿婆推车经过,看邻家男孩追皮球跑过,看一片落叶粘在柏油路上。她看得很慢,睫毛都不颤。 直到那个暴雨夜,我提前回家,发现客厅灯亮着,而窗帘紧闭。门虚掩,我听见极轻的啜泣,像被雨声泡烂的纸。我推开门,母亲背对我站着,双手揪着窗帘边缘,指节发白。她面前,那道光缝被彻底拉死了。 “妈?”我轻声问。 她猛地转身,脸上泪痕未干,眼神却像受惊的兽。“没事,”她挤出一个笑,“风大,进灰了。”她伸手去拉那帘,动作却滞了一下——我瞥见绒布内侧,有一小块深色水渍,早已干透,泛着盐霜般的痕迹。 那个周末,我借口整理旧物,爬进阁楼。在一只樟木箱底,摸到一本硬壳日记,纸页脆得像秋蝉翼。最后一页,日期是她刚嫁来这座城的那年冬天: “今天终于把窗帘挂上了。他说,家里要亮堂。可我一拉上它,就想起老家的堂屋——也是这样的绿绒布。那天,我躲在帘子后面,透过缝隙,看见爹被两个穿制服的人架走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,嘴唇动着,我没听清。帘子外,天灰得像旧棉絮。从此,我只要看见光从缝隙里挤进来,心就缩成一团。” 我攥着日记,慢慢下楼。她正背对我,在厨房削土豆,水龙头开着,哗哗声盖住了一切。我走过去,从背后轻轻环住她的肩。她身体一僵,刀顿在案板上。 “妈,”我把脸埋在她肩头,“我们把帘子,换了吧。” 她没回头,只是反手,覆上我交叠的手。掌心粗粝,有常年劳作的茧。很久,她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那声音很轻,像一声叹息,又像一块石头,终于从深水底浮了上来。 三天后,我们拆下了那幅墨绿绒布。阳光毫无遮挡地涌进来,满屋尘埃飞舞,像一场迟到的雪。新窗帘是米白色的,薄棉布,一拉即开。母亲站在光里,眯起眼,长久地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她眼角细密的纹路,在光线里舒展成河床。 后来,每当我经过那扇窗,总忍不住瞥一眼。帘子是开是合,已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,有些东西被留在了光的背面,而有些光,终于敢堂堂正正地,照在前行的路上。 那道缝,永远消失了。而心,反而宽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