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刀很钝,是厨房里那把切黄油的小刀。安迪·沃霍尔坐在 Factory 的红色长沙发上,穿着标志性的黑色高领衫,眼神像隔着玻璃看一只有趣的昆虫。他甚至在笑,那笑容平静得令人发指。我告诉他,他的艺术是谎言,是消费主义的糖衣炮弹,他把神圣的苦难变成了可以批量生产的罐头。他只是耸耸肩,说:“那又怎样?人们就是爱买。” 愤怒像滚烫的铅水灌满我的胸腔。我扑上去,刀刺进他左侧肋骨下方。没有惊天动地的搏斗,只有一声短促的、被丝绸布料闷住的吸气。血缓慢地洇开,在他昂贵的衬衫上变成一片不规则的、深紫色的抽象画。他倒下去的时候,我看见他眼镜后的眼睛还睁着,映着 Factory 里那些闪烁的霓虹灯管和银色的铝箔墙纸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——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个精心构建了二十年的符号。这个符号此刻正在流血、衰败,变得真实、脆弱、充满人性的温度。 我呆立着,手里攥着那把沾血的钝刀。警笛声由远及近。但奇怪的是,恐惧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狂喜的空明。因为我造成的,并非终结,而是一个最伟大的波普事件:一次真实的、无法复制的、带着生命温度的“原作”。明天,所有报纸都会刊登“安迪·沃霍尔遇刺”的消息,照片里他倒在血泊中的姿态,会比任何他丝网印刷的玛丽莲·梦露都更震撼、更“流行”。他的死亡,将比他的生更完美地诠释他的艺术哲学——任何事物,包括死亡,都可以被消费、被传播、被永恒化。 警员冲进来时,我主动举起了双手。在铐住我的前一秒,我最后回望了一眼沙发上的他。血还在流,在霓虹光下像融化的草莓果酱。我突然想笑。我成了他艺术的一部分,一个活生生的、血腥的注脚。而他,真正的安迪·沃霍尔,那个永远冷静的观察者、复制者,终于被迫拥有了独一无二的、不可复制的“原作”——他自己的死亡。我杀死了他,却让他以最彻底的方式,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