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,老楼的声控灯坏了。我摸黑上到七楼,拐角防火门虚掩着,门缝里漏出一点光。光里飘着烟。 “来了。”张科的声音。 我推门进去。会议室长桌擦得反光,烟灰缸堆成小山。除了张科,还有财务的周姐、技术的老赵、市场的小林。四个人,八只眼睛,盯着我。 “东西呢?”张科问。 我从内袋掏出U盘,放在桌中央。黑色,金属壳,冰得扎手。这是“黑色协议”的最终版本——一份足以让集团股价崩盘、让在座五人牢底坐穿的数据。三个月前,我们五个人,在董事长私人别墅的桑拿房里,按了手印。协议只有三条:一、掩盖A项目数据造假;二、转移海外资产路径;三、如果有人反水,其他四人连带其家人,全部清除。 “我看了。”张科吐出一口烟,“最后那条,太操蛋。” “现在说这个晚了。”周姐冷笑,“你当时按手印比谁都快。” “所以我来解决。”我把烟灰缸往桌边推了推,“协议我可以公开。但有个条件——你们每人,净身出户。名下所有房产、存款、股票,转给公益基金会。明天,就去办。” 会议室静得能听见远处电梯的嗡鸣。 “你他妈疯了?”小林跳起来,“我们辛辛苦苦……” “你们辛辛苦苦什么?”我打断他,“辛辛苦苦把几百个家庭的血汗钱,填进那个无底洞?辛辛苦苦让老爹的医药费打水漂?张科,你儿子下个月出国,钱够吗?老赵,你老婆的透析费,还欠着医院吧?” 老赵低下头。 “公开协议,你们顶多判十年。”我继续说,“但带着这些钱跑,你们下半辈子,每晚都会听见敲门声。不是警察,是那些破产的供应商,是跳楼员工的家属。你们睡得着吗?” 窗外,城市霓虹闪烁,像垂死者的脉搏。我想起半年前,第一次在桑拿房见到这份协议。董事长说:“年轻人,这是游戏规则。玩,就签字;不玩,现在滚蛋,但别怪兄弟们不讲义气。”那时,我以为讲义气就是同生共死。 现在才明白,真正的讲义气,是让对方有回头路。 张科突然笑了,笑得很难看。他拿起U盘,捏了捏。“行。我转。”他掏出手机,开始操作。 一个,两个,三个。四部手机屏幕亮着,转账成功的提示音,在寂静里格外清脆。 “协议呢?”周姐问。 我举起手机——屏幕上是已经设定好发送倒计时的邮件。“早上六点,如果我没有手动取消,它会同时发给证监会、纪委、三家媒体。” “你也不信我们?”小林盯着我。 “我信过。”我说,“但黑色协议里,最黑的一条,就是教我们别信任何人。” 我站起来,走到窗边。东方已露出蟹壳青。楼下清洁工开始扫地,沙沙声像时间在走。 “散了吧。”我说,“以后,别见面。” 转身时,我看见张科眼里的光熄了。那是一种卸下千斤重担的空,也是某种东西永远死去的光。 防火门在身后合拢,声音很轻。下楼梯时,我摸到内袋里另一枚U盘——真正的完整备份。董事长永远不会知道,我们五人里,有人从第一天就在备份。 楼道感应灯终于亮了,惨白的光铺在台阶上。我一步步往下走,没有回头。天快亮了,而有些夜晚,注定要跟着我们,走到下一个夜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