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装了，我摊牌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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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夜饭的饺子刚端上桌，父亲的咳嗽声就响了三次。我攥着兜里的医院缴费单，第七次避开母亲试探的眼神。亲戚们还在夸我“事业有成”“有出息”，每一声都像针扎在耳膜上。 “小航啊，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来？”二姑夹了块鱼肉放我碗里，“你爸妈可盼着呢。” 我盯着碗里颤巍巍的鱼眼，突然笑出声。满屋寂静里，我放下筷子：“其实我早就想说了——我不是什么公司高管。” 父亲的手抖了一下，汤匙磕在碗沿。母亲下意识去抓他的袖子。 “我在便利店值夜班，上个月被裁员了。”我掏出皱巴巴的工资条摊在红木桌上，“去年给家里买的‘公司福利房’是租的。妈，你每次说‘我儿子在市中心有套房’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今晚房东会不会来催租。” 二姑的筷子掉在汤里。堂弟的游戏音效从手机里蹦出来，刺得人头疼。 “你胡说什么！”父亲突然站起来，椅子腿刮过地板，“你明明……” “明明每周都西装革履去‘公司’？”我打断他，“那是我在商场试衣间换的。公文包里是送外卖的保温箱。”我转向母亲，“您总说腰疼，其实是因为每天去给我‘送汤’——其实是捡废品卖的钱买的肉。” 母亲的脸在灯光下褪成灰白。她一直知道的，我早该知道的。那些深夜她“散步”回来鞋底的泥，她总说“广场舞太热”却永远湿透的后背。 “那辆车呢？”堂弟突然问，“你去年开回来的新车！” “租的。”我说，“按天算，比打车贵。” 父亲慢慢坐回去，用手捂住脸。指缝里漏出他五十岁的眼泪——这个在我记忆里永远挺直脊梁的男人，此刻塌得像被抽了骨头。 “为什么现在说？”母亲声音嘶哑。 “因为明天房东要带人来看房。”我扯出个笑，“而且，我找到新工作了。在城西的物流站，月薪四千，包住。只是要倒班。” 二姑突然站起来：“那那套房……我们全家凑的钱……” “够还三个月房贷。”我说，“剩下的，我自己还。” 年夜饭彻底凉了。窗外烟花炸开时，父亲默默把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虾仁推到我面前。壳剥好了，一个完整的。 “吃吧。”他眼睛还红着，“你妈今早三点就起来剥的。” 我夹起虾仁放进嘴里。没尝出味道，只有滚烫的东西顺着喉咙往下烧。原来摊牌不是解脱，是把这些年所有人小心翼翼维持的体面，血淋淋地撕开。但很奇怪，灯光下，母亲鬓角的白发，父亲手背的老年斑，突然都清晰得让人心疼。 “年后我搬去宿舍。”我说，“但每周回来吃饭，行吗？” 没人回答。只有堂弟默默把手机音量调低了。